許地山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時期的著名作家，以「落華生」為筆名而名震遐邇。1935年，許地山先生受邀南下到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致力於大學中文教育改革，倡導文字改革與國語運動，為港大文學院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為香港開拓處新文化一代新風，啟迪後人，貢獻殊偉。
播撒兒童文學的種子
我的母親黃慶雲，1920年5月出生於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畢業，後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1941年開始從事兒童文學創作。40年代任香港《新兒童》雜誌總編輯。1949年後，回內地繼續兒童文學創作，又曾創辦《少男少女》雜誌，先後任職廣東文理學院教授、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秘書長等，80年代後期重新返回香港從事兒童文學翻譯與創作。母親畢生所從事的兒童文學，其實就是在許地山的指導下邁出了第一步的。她一直視許地山為恩師，說自己是許地山播撒在香港的一粒兒童文學的種子。
早在1938年，日本侵華，廣州淪陷，原位中山大學學生的黃慶雲，先到嶺南大學借讀，後來輾轉到香港大學繼續上課，根據她的回憶，就是在這個時期，認識了許地山教授，結下了一生難忘的兒童文學緣。黄慶雲在紀念許地山誕辰110周年的時候，親自寫下了題為《落華生悄悄播下的種子》的紀念文章，指出：「許地山先生從1935年到1941年在香港工作的6年間，不遺餘力地進行文學教育改革和推行新文藝運動，為香港文學的發展奠下基礎，就是在當時差不多沒有人重視的兒童文學中，也注下了他的心血，要把香港這片貧瘠的沙漠變成沃土。我曾在此時期，幸得承教的機會。」
二人的多重關係與影響
她回憶道：「我認識許地山先生時間不長，但卻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與他建立起不同的關係，接受了不同的影響。最先，就是一個讀者和一個作家的關係。正如許多人一樣，讀了他的散文《落花生》而心儀其人，這是數十年如一日的。我學習中國文學的時候，把這篇作品擺在最高、最深的文學作品之列。到我從事兒童文學寫作之後，我又把它擺到深入淺出，最應該為少年兒童們接受的一篇好作品。時間沒有使它的價值褪色，而是加深人們對它的體會罷了。第二，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的關係，這都是比較微妙的。
「有些小學校和青年會的少年兒童團體請我去講故事，我找了很多兒童故事來看，結果，我發現有一本《孟加拉民間故事》最受孩子們歡迎，而這一本書的翻譯者，就是許地山。書很厚，少說也有十多二十萬字，當時，沒有很多作家肯對小讀者付出這樣的努力的。我想，又是一種落華生的精神吧！這本書中的故事，我不知向小讀者們講了多少次了。第三，是作為編者對作者的關係，說準確些，就是小編這對老作家丶初開步者與一個文壇前輩的關係。1941年，嶺南大學的曾昭森博士着手辦一本兒童雜誌，委託我做主編，他要把這雜誌扮成香港第一本像樣的兒童雜誌，名稱是《新兒童》。於是，我決定請許地山先生為雜誌寫稿。
「那時，我是個20出頭的學生，根本沒有編過一本刊物，可我也是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困難，這種不知困難的勇氣，就是受了多位前輩之賜，許地山，就是當時最熱情的一位。我請他（為《新兒童》創刊號）寫稿，他一口便答應了，而且約我到他的家裏談。他家住在香港大學後面的羅便臣道。從香港大學後山去，有一段路是頗為偏僻的，同學們嚇唬我說：『走那條路可得小心，有人會劏你的死牛啊！』事實如此，山上攔途截劫的事當時是常常發生的。每次我都有點提心弔膽的走上去；但是，到了許家，坐下來聽許地山對我介紹故事內容時，一下子我就被吸引住，其樂融融了！為什麼如此？為什麼許先生喜歡在家裏交稿給我？原來許先生在講故事的時候，全家都圍着他來傾聽……
「許先生介紹故事的情況是跟平常人有所不同的。他首先問我，知道不知道『螢火』是什麼，螢為什麼能發光？跟着就向我解釋了一番，說他仍在研究中，還不敢肯定。但是他很欣賞螢火蟲，因為『螢的脾氣是不願意和月爭光底。白天固然不發光，就是月明之夜，牠也不大喜歡顯出牠的本領。』他還講了一些關於螢的知識，然後，才告訴我他要寫一個《螢燈》的童話給第一期的《新兒童》，跟着才說出這個故事的內容。《螢燈》在《新兒童》上發表了。正如許地山當時講故事那樣，一開篇寫了七八百字的關於螢的知識，科學上的，傳說上的，與各種有趣的風俗和雜事。光是那段已是很好的一篇散文了。
「許先生在新兒童發表的第二篇童話是《桃金娘》，也跟他寫第一篇時一樣，讓我到他家裏先聽聽他對內容的介紹。他第一句就問我：你知道桃金娘是什麼？他又選擇了這種生長在粵閩文野的小灌木來寫，『桃金娘這種小果實牧童常摘來吃食，市上卻也很少見。』又是一種不入鐘鳴鼎食之家而是尋常百姓丶勞動者的孩子心愛的恩物。他把這種可貴的品質體現到一個孤女身上，寫出了美麗的童話。他認真地對我說：『我創作故事有時雖然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那只是極微小的。中國人寫童話就要寫有中國特色的童話，走自己的路。』
「這話使我想到魯迅丶葉聖陶，他們也有同樣的見解。而我，幾十年來一直走在這條路上摸索着至今。許先生對兒童文學寫作的態度是認真的，極其重視的。柳亞子認為香港的新文化可說是許先生一手開拓出來的。他在開拓與捍衛新文化的同時，竟然對兒童文學這塊未開墾的土地也是如此關心，親自耕耘。
「許先生告訴許太太說：『我是找到寫文章給孩子們看的地方了，《新兒童》應該常常登載我的稿，我決不厭麻煩寫的。』他對為兒童而寫作如此認真，不但每次寫稿時事前作介紹，而對最後校樣必然親自校對。我在旁邊恭候，除了『手民之誤』外，他對稿子有什麼改動，都向我解釋。我再不懼怕爬上羅便臣道的畏途，而是很榮幸地在而裏一點一滴的承教、上課。
「《新兒童》在1941年創刊，每期都登載落華生的文章，直到1941年8月4日上午，他還在電話中告訴我說他替下一期的《新兒童》寫稿的事，哪知道就在那天下午二時，他就猝然逝去了。兒童讀者對許先生的逝世無比的悲痛，許多位都寫了哀悼的文章和詩歌寄到《新兒童》來。在許地山的追悼會上，有一對輓聯寫着：『如果有人喊救救孩子，最好叫他去學學先生！』這就是《新兒童》代表了小讀者的意思而寫的。
「許先生離開了，但是許先生的文章還沒有離開《新兒童》，許先生撰寫的《我底童年》繼續在，《新兒童》上發表，開頭是許先生的遺作，以後就是他的兒子周苓仲中用『沒有成熟的落華生』的名字來續寫。」（引文選自《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黃慶雲卷》，「落華生悄悄播下的種子」，327-329頁，周蜜蜜編，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於香港2015年7月出版）
黃慶雲與許地山子女的交集
黃慶雲在許地山先生逝世之後，一直與他的女兒許燕吉、兒子周苓仲保持聯繫，2000年前後還在香港接待過他們。許地山的女兒許燕吉在回憶錄《我是落花生的女兒》第二章「天崩」中寫道：
「《新兒童》的主編黃慶雲，我們稱她黃姐姐。《新兒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別好看。爸爸應她的要求編了《桃金娘》和《螢燈》兩篇童話刊在《新兒童》上。可惜，爸爸去世太早，否則還能多給孩子們寫些。黃姐姐來，我們歡呼雀躍，她喜歡孩子們，還在我的作文本上找了一篇，題為「小蜜蜂的自述」，大約有五十來字，這是我第一次發表的『大作』。」
黃慶雲2018年辭世之後，筆者找到周苓仲當年寄給她的賀年卡，還發現了周苓仲1996年寫給黃慶雲的信，並附有照片和名片，非常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