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緣起始於1979年，由時任領導人鄧小平提出。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談到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他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作『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後，鄧小平再次表示，「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醜惡頹廢的東西」，「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鄧小平紀念網，2022年10月31日）。
中國現代化與西式現代化將各行各路
昨天是75 周年國慶，國家將會循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到2049年完成第二個「百年目標」。打從改革開放始，中國現代化之路就決心要有別於西方，自成一格，不以西方標準作為衡量成敗的準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大量引入西方的管理、金融、貿易、法律等制度，對西方文化也並非全面禁絕，但是在西式民主、人權等議題上，中國全然不接受西方一套，並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衡量民主的西方中心主義標尺已經過時」（〈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路〉，2024年5月4日新華網）。
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經過46年改革開放有成，中國懷着「五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歷史自信，走自己的路。未來25年，中國與西式現代化將進一步分道揚鑣、各行各路。
隨着國力上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二十大報告提出，未來5年「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進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包括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具體行動方面，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由中國倡議成立，並扮演主導角色。這些都是中國「另起爐灶」、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外另設的新建制，並隱隱然挑戰西方的全球主導權。
西方對中國不斷增加的國際影響力高度關注。2017年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發表報告指，隨着中國的足迹在全球不斷伸延，其長期以來採取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也在不斷演變；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和業務聯繫不斷擴張，中國公民、經濟利益和國際聲譽所面對的威脅日益加劇，中國須正視其傳統「不干預」外交立場的局限。
中國的國際行動主要是參與維和、人道救援、在戰亂及衝突地區撤僑等；至於跟其他國家的關係發展，也主要在提供經援、協助當地基建建設等。跟美國的軍事干預、提供軍援、支持親美政客上台執政等直接插手比較，中國顯然「溫和」及低調得多。
但在美國眼中，中國在國際舞台的活躍和進取已對美國影響力構成威脅。美國國家戰爭學院教授Dawn C. Murphy 在著作China’s Rise in the Global South 裏指出，中國與非洲及中東的關係、對「南南合作」的外交政策，都顯示中國在南半球崛起，正在構建另一種補充現有自由秩序的世界秩序。
當前的中美關係，有人喻之為新冷戰。當年美國的對手是蘇聯，但美蘇對峙主要在軍事和太空科技，其他領域蘇聯根本乏善足陳。唯中國對美國而言，卻是一個全方位對手，幾乎所有領域都有競爭，而有些領域美國已不及中國。
美國認知的「中國威脅論」，以《紐約時報》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的文章”U.S.-China Relations Keep Getting Worse. Do They Have To?”最有代表性。文中提出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到底有多危險」，作者列出的幾乎涵蓋了經濟、貿易、台海等各範疇。簡單地說，中美處於一種近乎「全面對抗」的局面，其激烈程度其實不下於當年美蘇冷戰。《紐時》此文相信反映了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判斷。文章標題雖用「問號」，惟其實答案呼之欲出，就是中國「很危險」，美國必須嚴陣以待！
美國對中國先是說要「脫鈎」，然後是「去風險化」。特朗普年代美國政府以官方文件形式首次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是戰略性、長期性和全面的競爭對手。到拜登政府上台，這種對華定位並無改變。中國式現代化在中美關係緊張、中國逐漸「去西化」的情况下，未來25年中國會有什麼對策？在中國式現代化之下，香港角色又將是什麼？
中美對峙下 香港高教可發揮特殊作用
從2014年開始，中國即不斷提出要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2020年先提出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到2024年，習主席進一步提出「要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
為配合未來產業發展，中國必須建立一個人才支撐系統，務求能培養和吸引未來產業需求的高級人才。香港正是在這個環節上，可以扮演一個支持國家發展的特殊角色。
香港高等教育近幾年特別受國家重視，其中培養及引進人才，內地仍要依賴香港的橋樑地位。美國早前公布一批被「制裁」的大陸高校名單，限制其學生赴美進修；有意往美國攻讀的內地生於是轉向香港，減低未來可能不獲批准赴美升學的風險。可以說，這是香港高等教育在中美對峙之下能夠發揮的特殊作用。
西方國家也許已留意到這個趨勢。上周二人權觀察和香港民主委員會發表的「學術自由情况報告」，稱香港的學術自由「嚴重倒退」。報告目的很明顯：項莊舞劍，目的是希望打擊香港高校聲譽，「堵塞」香港作為接通內地與西方高教界的橋樑作用。
香港規劃 應牽涉更大範疇
香港最近不斷討論要「改革」，但到底要怎樣改？在新形勢下，香港的改革必須緊隨中國式現代化：配合國家的五年規劃及各項長遠規劃的體制特點，香港特區政府的頂層結構理應設立一個制訂長遠規劃和發展的機構；而香港的規劃，不應局限於土地和城市規劃，而是牽涉更大範疇，例如產業發展、人口政策、社會政策等。香港經濟過去以私人企業為主，政府官員幾乎不沾手經濟活動、產業發展及其他範疇的各種規劃。這方面，香港看來一定要「變」。
國家未來發展，主要靠新興產業和科技創新帶動。香港在這兩大領域，是否須制訂發展藍圖與國家呼應？幾年前香港曾有再工業化計劃，但其後一直石沉大海。在產業方面，香港似乎仍沒有頭緒應如何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原則是「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香港傳統精神重創富而輕平等；但在新的政治生態下，傳統也許要修正。特區政治現在已無反對派，政府施政基本上已無阻力。一些多年未解的民生棘手難題如房屋、土地供應、貧富懸殊、市區重建等，都應對症下藥，大刀闊斧推行改革。
須有全球視野 為港尋新機會
疫情和社會動盪過後，特區政府首要任務應是專注發展經濟，重建香港競爭力和國際網絡。過去香港主要倚靠市場調整，新時代之下政府要主動有為。但現在看來，特區政府內負責經濟的官員力有不逮。要改革的話，必須有一大批熟悉經濟、市場、來自私人機構的幹才加入政府，或許才可以為本地經濟重振活力。
過去幾年的震盪，加上疫情後內地和香港經濟趑趄不前，港人的心情多少都有一種不安感覺。中國未來走向已定，中國式現代化全速向前；香港無可選擇，必須全力配合，在過程中重新定位，「改革」以適應新形勢。迎接中國式現代化，香港也要「脫西入中」，國際化不能只知美歐，而是要有全球視野，配合國家開拓美歐以外的國際市場和網絡。香港不死，但香港要變、要緊隨中國式現代化，為香港找尋新機會。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