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文提到威權文化（註），提到新中國創建者和改革開放旗手鄧小平自己也是威權文化的受害者。號稱「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憑藉威權文化才得以在神州拔地而起，對國家造成了巨大傷害。威權文化危及國安，應該清楚不過了。
權威與威權的本質之別
然而，有效管治需要權威。「權威」與「威權」，只是次序不同的兩個字，卻在本質上有天淵之別。
權威建基於慎思推敲、科學論證及以人為本精神而下的結論。威權則完全相反，無非是倚杖權力使下屬和人民不得不服從；結論由「長官主觀」先行，毋須論證，毋須解釋，毋須諮詢。當政策出現欠理想甚至對社會造成嚴重傷害的時侯，大多數人都不敢批評。
當今的中國，權威和威權並存。中國行「一黨專政」，多年來排除萬難，把新中國打造成今天獨立自主、富強安全的國家，絕非僥倖，而是靠果敢踏實、不斷檢討、不斷改造自己的科學精神。正正是這老老實實、摸着石頭過河，既有全局觀，又謙虛自省的「科學發展觀」，所得以致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樹立權威之所依。
可惜權威之外，崇尚威權的風氣亦存在。近年儘管很多政策都先諮詢、先試行才正式落實，仍然不時會有一些使人措手不及的政策突然推行，對市場帶來震盪。像2021年推出的「三條紅線、四檔管理」政策，用意雖好，卻脫離現實。即使不少本來運作正常的發展商，也因為資金鏈斷裂陷於困境甚至破產，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亦受波及。
幸而北京大學學者姚洋不懼威權，指出雖然房地產行業發展過快，又有過度槓桿的情形，卻應該給企業足夠時間調整。他稱：「第三條紅線更匪夷所思，現金短債比不小於一，如果手裏有現金還去借錢嗎？」姚教授提出諍言後，未見受整肅，可見今天中國仍容納善意的批評。
中國長期以來得以不斷進步，就是靠有風骨、有洞見的愛國者不懼威權，敢為國家吐真言、倡改革。中國一黨有效專政，要靠的是建立有洞見、敢作為的文化，及抑制崇尚威權的文化。
筆者多年來對人性的觀察下，明白到公共政策的設計和推行，乃至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設計，都必須認真考慮到人性。威權文化盛行下，官場出現「寧左勿右」、口不對心、阿諛逢迎、長官自己感覺良好。這都是人性，但對國家沒有好處。未有認真考慮到人性、憑長官意志強推政策，正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根源。
以事實和客觀規律為本 方是大道
筆者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由Routledge出版）一書，相信是第一本有一整章討論人性、談論公共政策的專書。新中國成立當初，領導人沒有考慮到人性的特質，在上世紀50年代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走以國有制為本的計劃經濟，扼殺了民間的積極性和創意。大躍進運動失敗之後，1960年代不少人提出改革，但都被指為「修正主義」。劉少奇下台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下的結果。
威權文化要不得，以人為本、以事實和客觀規律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才是大道，才是真正權威的憑藉。鄧小平的偉大，在於斗膽挑戰教條，提出毋須計較「姓社」或「姓資」，只要行得通的政策，對國家有利，採用又有何妨？他說「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他的務實踏實和真誠為國，造就了他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權威。
反對黨作為制衡手段 並不理想
有人認為中國一黨專政，沒有反對黨，會不會導致缺乏制衡，出現濫權的局面？其實，管治當然需要制衡，但反對黨作為制衡的手段並不理想。事實上，西方國家濫權事例何其多？大家看以色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面對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的指控，就推動司法改革，擬以加強當權派對司法任命的控制，削弱最高法院推翻立法或行政部門決定的能力，允許國會以簡單多數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等。
現時以色列司法改革雖遭暫時擱置，但並非反對黨制衡的結果，而是國內抗議的群眾壓力使然。多年來支持內塔尼亞胡的極端右翼政黨勢力不斷膨脹，部分原因是以色列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享有特權，既免當兵，也不需工作，又按宗教禁止節育，子女繁衍以致他們的人口不斷上升，政治力量比1948年立國時增加了不少。
世界上最崇尚威權的國家，首推以色列和伊朗。何解？原因是它們政教合一，它們的聖書（《舊約聖經》和《可蘭經》）是最高指導，沒有人斗膽挑戰。
《聖經》說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迦南是神賜給猶太人的應許之地。《出埃及記》稱神曾對阿伯拉罕說，「我要定你的境界，從紅海直到非利士海，又從曠野直到大河。我要將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將他們從你面前攆出去」（23:31）。正是因有耶和華這絕對威權撐腰，內塔尼亞胡完全不當巴勒斯坦人是人，只有猶太人才是神的選民，高人一等。最奇怪的是，美國憲法聲明奉行政教分離，卻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全力支持事實上行政教合一的以色列。唯一的解釋是，金權政治才是realpolitik（按：現實政治）。
註： 〈大政治要擁抱 小政治要中立〉，2024年8月12日《明報》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