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師奶奶」張愛玲的小說暢銷華人社會，特別是兩岸三地，出版社久不久便有新包裝的張愛玲全集或特別紀念版面世。然而，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張愛玲其中兩部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一直被大陸列為禁書，不准出版。
屈居斗室 創作小說
《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書都是1954年在香港出版，當時張愛玲屈居於北角英皇道一間斗室，創作了這兩部頗受爭議的反共小說。張愛玲1952年由上海抵港，一開始便面對生計問題，因此只能住在租金相對低廉的女青年會，替美國政府新聞處翻譯《老人與海》等西方文學名著。後來在美新處認識了宋淇夫婦，因為宋淇一家住在北角繼園街，張愛玲便託宋淇在離繼園街很近的英皇道租了一個小單位，方便她到宋家串門，也可以有個私人地方專心寫作，這時張愛玲已受美國新聞處委託撰寫反共小說《赤地之戀》。
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一書裏，曾經形容張愛玲所租住的斗室家徒四壁：「這房間陳設異常簡陋，最妙的是連作家必備的書桌也沒有，以致她只能拘束地在床側的小几上寫稿，說她家徒四壁並非過甚其詞。」美新處要張愛玲寫大陸土改下的農民生活，這不是她的專長，但看在豐厚的稿酬份上，唯有頂硬上。宋淇形容張愛玲這段期間創作出現「不如意的寂寞和痛苦」。
夏志清高度評價兩本小說
台灣作家水晶在《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裏，記下他和張愛玲討論《赤地之戀》寫作經過：「她主動告訴我，《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
儘管張愛玲對《赤地之戀》很不滿意，但她在《赤地之戀》（1978年台灣慧龍文化公司出版）的自序裏覺得這本書仍然有可取之處：「《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實事，但是小說究竟不是報道文學，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和一部分的地名隱去，而且需要把很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畫面相當廣闊，但也並不能表現今日大陸的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響一般民眾的，就完全沒有觸及…….。」
給予《秧歌》高度評價的夏志清教授，也在《赤地之戀》寫了一篇序，他指出：和《秧歌》相較起來，《赤地之戀》的風格，似稍欠完整。這無非是張愛玲的野心更大，要包括更廣的範圍。夏志清說：「《赤地之戀》毫無疑問地是一本悲天憫人的小說，語言乾淨，意象帶有豐富的隱喻性。這一點在開頭100頁就可以看出來──在共產黨所搞的土改把戲下，大地變得荒涼、陰森如鬼域。張愛玲在這方面所露的功力，直追《秧歌》。」
邊翻譯邊創作 兩書緊接出版
《秧歌》先有英文本，張愛玲在斗室裏把它譯成中文，1954年7日出版。3個月之後，《赤地之戀》便面世。《赤地之戀》初版非常罕見，目前已知香港只有4位藏家擁有此書的初版，筆者是其中一個。從出版時序看，張愛玲把《秧歌》翻譯成中文版，馬上預備《赤地之戀》的出版，因此可以估計張愛玲是一邊翻譯《秧歌》，一邊創作《赤地之戀》，否則《赤地之戀》沒可能緊接《秧歌》出版。
《秧歌》是由美新處轄下今日世界社1954年7月出版，《赤地之戀》是香港天風出版社（美新處旁支機構）1954年10月出版，兩者相差僅3個月。《秧歌》和《赤地之戀》都是領取美國新聞處的稿費，不同的是，《赤地之戀》是由美新處授權（commissioned）所寫的，由「土改」、「三反」寫到「抗美援朝」，反共色彩濃厚，此書在內地一直被列為禁書。
《赤地之戀》描述大學生劉荃與黃絹等一起下鄉參加土改，見證了殘酷的批鬥與處決富農中農的場面。因為支援抗美援朝工作，劉荃被調回上海做文宣工作，卻在運動中看到親友互相揭發自保的場面。劉荃在痛苦中自願到朝鮮前線作戰，以求在死亡的陰影中麻醉自己的痛苦。最後，劉荃做了戰俘被遣返中國。
《赤地之戀》部分章節描寫共產黨員辱罵國民黨政府，甚至譏諷了蔣介石，在當時的台灣對書刊嚴厲檢查之下難獲通過。《赤地之戀》及《秧歌》50、60年代在台灣出版的歷程極為艱辛。《赤地之戀》最初在台灣只能以刪節本面世，若干年後皇冠出版社才以原裝出版。
英皇道的記憶
北角英皇道對張愛玲來說，應該有特別的記憶，她除了在斗室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之外，還在英皇道上的蘭心照相館影了幾張經典照片。張愛玲在《對照記》提到：「1954年我住在香港英皇道，宋淇的太太文美陪我到街角的一家照相館拍照。1984年，我在洛杉磯搬家理行李，看到這張照片上蘭心照相館的署名與日期，剛巧整30年前。不禁自題『悵望卅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這是張愛玲文章裏唯一一處提及她曾住在英皇道，地址卻欠奉。照相館位置可以按圖索驥，我在這裏可提供張愛玲曾經拍照的蘭心照相舘的地址，和在網上找得的蘭心位置圖。手上有一張蘭心照相館（Lee’s Studio）的卡紙相片套，清楚寫明是英皇道338號。蘭心早已不存在，現址已改建為20多層高的商業大厦，位置面對電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