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早前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4》後，港大經管學院1月18日（周四）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聯合舉辦第三屆「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邀請政府官員、本地及海外傑出學者和商界領袖擔任演講嘉賓，探討香港未來經濟增長策略和發展機遇。
研討會邀請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拉茲教授（Prof. Joseph Stiglitz）作主題演講。史迪格拉茲教授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公共政策分析師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在資訊經濟學等領域有重大貢獻。他也是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成員和主席。
急流勇進的新一年 全球政經將如何演變
史迪格拉茲教授發表題為「急流勇進的新一年」（Navigating in Tumultuous Waters: the Year Ahead）的主題演講，他分析了全球經濟在疫情大流行後的主要轉變，包括：
1.新的地緣政治分裂加劇，將如何演變？會有什麼後果？
2.新的政治：對大型科技公司市場力量的擔憂；許多國家向右轉。
3.新經濟政策：從接近零利率到高利率的時代；新自由主義終結，但老問題只會變得更糟。
4.氣候變化：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他指出，以上所有問題都是互相纏繞、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疫情過後 迎來全球經濟新時代
以新經濟政策為例，史迪格拉茲教授指出，全球由接近零利率到高利率時代（美東時間1月16日，兩年期美債孳息率升至4.346厘；十年期美債孳息率升至4.104厘，為自去年12月12日以來最高位），同時，他指出，疫情後的通貨膨脹，是由流行病和有關戰爭的供應方中斷供應和需求變化驅動的，很大程度上是暫時的，最終需由市場修正。
史迪格拉茲教授批評，央行（及聯儲局）誤解了正在發生的事情，盲目升息，結果可能會加劇問題，令經濟有「硬着陸」的風險，尤其是一些沒有財政空間且成長不如美國強勁的國家。
他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預測全球經濟放緩，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可能出現「債務危機」，即使發達國家也存在金融混亂的風險──例如美國矽谷銀行倒閉、英國養老金大縮水等。
史迪格拉茲教授續指，新自由主義的終結，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過去依賴市場「無形的手」開始受到質疑；到2016年，保護主義開始抬頭，尤其是在美國（特朗普入主白宮，提倡貿易保護主義，拜登政府延續其政策）；美國的產業政策，包括對華的產業政策，被詬病為「40年後捲土重來」。然而，即使美國的產業政策設計有問題，但似乎也產生很大效果，起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處於不利地位。然而，人們不禁要問：世貿組織和「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的終結了嗎？
他指出，更廣泛的擔憂，是大型科技公司市場力量的成長。儘管美國據稱是處於創新的新時代，但經濟競爭力較弱，似乎欠缺了「動力」，而社群媒體的多種不利影響──包括對傳統媒體的影響已發揮了明顯的作用。這些大型科技公司持續坐享高利潤，並逐漸形成新的准入障礙，加劇了不平等。
史迪格拉茲教授指出，在歐洲，儘管透過《數碼服務法》、《數碼營銷法》和其他解決問題的重大倡議和行動，力度仍嫌不夠；而在美國，政治權力往往阻礙重大的改革。世界將如何在不同標準下運作？難道要「分裂互聯網」（splinternet）？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AI）亦衍生了一系列新問題。
「它會取代勞動力，導致更多人失業和/或更低的工資，以及加劇不平等嗎」？「知識產權」的爭拗應如何解決？「誹謗」的道德問題誰來負責？史迪格拉茲教授警告，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會導致社會內部的巨大爭鬥。
政治轉向 波濤洶湧下該何去何從
至於許多國家的政府向右轉，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認為，部分反映了經濟萎靡、不平等加劇、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和民粹主義的成長。
他說，民粹主義的政治領袖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問題是民粹主義會助長更多的民粹主義，還是導致「糾偏效應」，走向比較正常的政治？
史迪格拉茲教授指出，這要看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國家發揮不同的作用。
舉例說，在美國，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多人種、多民族的社會，幾乎肯定會存在種族問題，試圖抵制正在發生的事情，幾乎肯定是徒勞的。至於一些國家出現的反民主運動，則是少數人試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多數人。
談到地緣政治的新問題，史迪格拉茲教授認為，在多邊的世界中，人權、民主和競爭依然是地緣政治突出的問題，而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中「支持」俄羅斯、台灣政治等也是問題，但（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度仍然較高，官方語言已轉向「去風險」，未來可能意味貿易會減少、資金流動會減少，這對香港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
他指出，美國方面愈來愈傾向的觀點是：（地緣政治）成本比想像中的要低，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聲名狼藉的情況下。
不過，史迪格拉茲教授同意，解決全球問題仍需各國合作，尤其是在氣候變化與流行疾病方面合作，符合共同利益。
美國方面認為，可以在其他領域激烈競爭，在氣候變化議題上加強合作，問題刻不容緩，他認為，中國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仍不夠進取。
不過，史迪格拉茲教授也指出，高利率環境使氣候變化的投資變得更加困難，除非打開「特殊窗口」。對於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
總體而言，史迪格拉茲教授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新冠大流行和戰爭使全球進入了一個動盪的時代，與「大穩定時代」（The Great Moderation，指1980代中期至2007年）截然不同。這個時代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新的經濟、新的政治、新的地緣經濟和新的地緣政治。香港與其他地方也一樣，在渡過洶湧的波濤時，將面臨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