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逝世，新華社的報道是這樣說：「與中國打了約半個世紀交道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基辛格走完了傳奇一生」；報道又說「『基辛格逝世』的消息登上中國各大社交平台熱搜，人們紛紛留言悼念、追憶這位『中國通』與中國的故事」。
基辛格從政和外交生涯確實十分傳奇。在美國，他被認為是二戰後權力最大的美國國務卿，也是一個為美國利益而重塑外交政策的務實政治家；除了打通跟中國的關係，基辛格還在美國對蘇聯政策、結束越戰、中東政策等方面，為美國成功謀取最大利益，但又沒有失去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
從甘迺迪到特朗普，基辛格先後為11 任美國總統擔任顧問（現任總統拜登除外；基辛格受訪時曾透露，歷任總統都邀請他到白宮談論外交政策，但拜登沒有）；目空一切的特朗普也曾「禮賢下士」跟基辛格見面，徵詢他的對華政策意見。
至於中國，基辛格也是少數──可能是唯一──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打過交道，並且一直得到最高領導人禮遇的外國政治人物。「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許是北京給予基辛格最親切也最不平凡的稱呼。
環顧現今西方國家，還有哪一位政治人物能夠稱得上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會不會是最後一個？
另一位「中國老朋友」：斯諾
所謂老朋友，除了認識的時間長，還有另一重意思，就是為中共作出過「非常特殊的貢獻」。基辛格之外，另一位也堪稱是「中國老朋友」的，應是斯諾（Edgar Snow）。
斯諾是美國記者，他在1937年出版《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出版中譯本《西行漫記》），是西方新聞界首名記者採訪中共陝甘寧蘇區，向世界介紹（客觀上是宣傳）中共信念、主張和目標，以及當時鮮為人知的陜甘寧蘇區民眾的生活，及中共領導人的種種經歷。
對西方世界來說，斯諾的書透露了大量不為外界所知的紅色革命政權實况；而他筆下陜甘寧蘇區「朝氣勃勃、鬥志高昂」的面貌，令無數愛國青年受其感召，「紛紛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見中共新聞網〈《紅星照耀中國》何以歷久彌新〉，2022 年7 月1 日），為中共取得政權提供了大量「軟實力」。此外，斯諾的書也向全世界傳遞了中共的正面形象，為北京政府日後登上世界舞台打下基礎！
基辛格對中共貢獻 何止中美關係破冰
至於基辛格這位「老朋友」，他不像斯諾般以平民身份寫報道、講見聞去介紹中共；基辛格是美國官員，他的工作是維護美國政府利益，跟北京打交道也是為了增強美國在對付蘇聯時的實力。事實上在基辛格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美國與中國都是對抗的時間多，真正做朋友的時間少。那麼，基辛格這位「中國老朋友」到底為北京做過什麼？
關於基辛格與中國，史家津津樂道的都是他「詐病」飛往北京密會中共領導人，為中美關係破冰打開第一扇門。當時華府的考量主要是聯華制蘇，跟中國修好，聯手對付美國頭號敵人蘇聯。但也許基辛格無想到的是，中美建交令北京得以重新連上西方世界，逐步走入國際市場；1978年改革開放更令中國加入了資本主義國際大循環，迅速冒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這個角度看，基辛格對中共政府的「貢獻」極大，何止於為中美關係破冰！
基辛格在《論中國》（On China ，2011年出版）一書中寫道「考慮到當時的必要性，中美將不可避免地找到一條走在一起的路」，指的是當年中美合作對抗蘇聯，而兩國合作合乎雙方共同利益。然而基辛格在書中也強調，他並不是要孤立蘇聯，而是要建立一種權力均衡；惟隨着蘇聯解體，美國去掉了一個「心腹大患」，但中美合作卻令中國逐漸崛起，成為美國唯一的經濟、技術和軍事競爭對手，而這個對手比蘇聯更難應付！這也許是基辛格在50年
前思考中美關係時從未想過的結果。
今年5 月27 日是基辛格百歲生日； 7 月中旬，他往北京訪問，是4 年來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基辛格是以「普通公民」身份訪華，美方事先知情，「他是自己想去中國，而不是代表美國政府」。CNN（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道則表示，基辛格百歲高齡的訪華行是私人行程，並不是拜登政府「有組織的外交努力」！
中美對抗趨激烈 溫和聲音或絕迹
內地新媒體平台「長安街知事」（《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分析基辛格百歲訪華行時，直言：「無論基辛格是自己想來，還是在替拜登政府擔任『救火隊員』，對中美關係的實質性改善確實作用有限。因為中美關係面臨困難的根源在於美方對華認知和對華定位出現了嚴重偏差，進而採取了一系列錯誤的對華舉措。」（〈百歲基辛格訪華背後3個細節值得注意〉）
內地媒體有如此坦率評論，實在難能可貴。說過多次了，中美關係到了目前這個地步已是覆水難收，美國朝野上下都對華採取敵視態度，單憑一位已離開權力架構幾十年的「中國老朋友」穿梭對話，可以解決什麼問題？可以收到什麼效果？答案是沒有。
在當前中美對峙的局面下，基辛格這種溫和派、主張對中國持「務實態度」的聲音，在華府以至整個西方世界都近乎絕響，北京因而特別重視，而且要高調宣傳，希望能發揮一點平衡作用，令制裁、打壓中國的言論不至一面倒。然而隨着中美對抗愈來愈激烈，基辛格過去在中美之間發揮溝通、傳口訊等中間人角色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不過角色雖然褪色，但總算是一種溫和聲音。可惜的是，隨着基辛格去世，這種僅存的溫和聲音也可能絕迹。
1949 年中共建政後雖然跟西方世界「脫鈎」，但對西方學術界、新聞界等仍保持交往；西方也有一批「中國通」，他們對中國感興趣，除了研究、發表文章和評論，中國通對中國大陸通常都有較正面觀感和評價。
16 、17 世紀西方的中國通多為傳教士，其中耶穌會士研究中國宗教和文化最為積極，促成西方漢學誕生，並逐漸形成一個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術群體，主要成員如利瑪竇、艾儒略（Giulio Alen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皆為飽學之士。他們除了學習中國文化，也為中國引入各類新知識、新科技、新發明，而漢學研究也慢慢成為西方學術界的一股力量，其中不少研究人員正是早期西方的中國通。
美國早年的漢學，大多屬歐洲學術界的支派；隨着國力日盛，美國的漢學研究水準不斷提升，多家學府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大柏克萊等都成立了漢學研究課程。
1842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與西方列強接觸日增。一次大戰中國以協約國身份開始登上國際舞台，西方尤其美國開始出現「中國研究」的課程、刊物，主要研究範圍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跟傳統漢學研究經典有所不同。此外，各類型組織如哈佛燕京學社、洛克斐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紛紛成立，推動中國研究。西方國家於是出現一批「新中國通」，他們之中有些對中國較友好（如哈佛的傅高義），但對中美關係及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美國的中國通往往游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們是學者、研究人員，有些曾加入政府，惟離開政府後都會重返大學或研究單位。基辛格的履歷也是如此，新華社的悼念文章因而也稱他是中國通。
「八九六四」後，北京嚴防和平演變，對西方的中國通提高了戒心。而美國的中國通不少也開始轉變態度，由過往主張對華溝通接觸，變成批判懷疑。幾經變化，現在美國的中國通幾乎清一色都對中國大陸深懷敵意。現在要出現像斯諾和基辛格這種中國通、老朋友，已經難若登天。
倘去掉香港與西方聯繫 對國家無好處
過去內地收緊，但香港跟美國的中國通仍保持緊密接觸，在學術、新聞、文化等領域繼續保持交往；一直到香港頒布《港區國安法》，跟中國通這類人物交往，極可能惹來「勾結外國勢力」的指控。結果是大陸和香港跟美歐的中國研究機構接觸都少了，有些機構甚至已撤出香港。
香港是國際城市，除了經貿金融要跟國際接通，文化學術領域也應該跟西方世界保持密切關係。香港過去跟西方智庫、研究機構、各式基金會等都有緊密接觸和合作，這方面香港發揮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可以為國家積累軟實力，成為與西方世界接觸的文化樞紐。北京要加強香港的國家安全意識，無可厚非，但因此而去掉香港與西方中國研究機構的聯繫，是平白浪費了香港的獨特優勢，對國家長遠發展沒有好處。
基辛格之後，中國人民的的老朋友還剩下多少？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