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馮浩鎏醫生的著作《長江杏林》，內容述說19世紀中後期，8位學有專長的優秀醫生，放棄在英國的醫學事業，心甘情願為傳揚所屬的信仰，主動獻身當時是貧窮落後得很的中國，經歷千難萬苦，各類死亡之神是召之即來，揮之不去。
筆者特別留意，其中一位於1879年加入「中國內地會」的賜德福牧師（R.Harold A.Schofield），賜牧師先後在倫敦大學及牛津大學讀醫，成績優異，文理醫通才，獲多項獎學金，且取得皇家醫學院院士名銜。從學術角度看，是典型的學霸，從成就角度看，是前途錢途光明等待中，但賜牧師全都放棄，毅然赴中國山西太原傳教。150多年前，老大腐敗的中國山西太原，與其時日不落的、世界最富最強的英國倫敦比較，可想而知。按賜牧師形容，等待「精神信仰」及「物質救援」的，需要都十分逼切。
除貧窮落後外，筆者留意到當中的一段，「當時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是抽大煙，一些人來醫院求助，希望戒毒癮」，其時的太原成年人，吸食大煙（鴉片煙）的，有隨口溜是10個有11個都吸食，可見死結問題之嚴峻。賜醫生不畏艱難面對，日以繼夜醫治病人，卻在1883年7月感染斑疹傷寒，8月離世，享年32歲。
自從1860年中英及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教會可自由來華傳教，如賜醫生為着傳遞信仰來華，以所學專業知識，耗盡一生，貢獻中國的，特別在醫療、教育、科學領域上，確實做了很多好事，大大有助於當時處於腐敗滿清管治下眾多受苦的老百姓。從這歷史視角看，傳教士的無私堅毅、盡情付出、情操高尚，是值得敬佩的。
但也要補上歷史另一廣角鏡，單算自1840年英國人發動侵華戰爭起，至1900年八國聯軍止，西方列強，巧取豪奪，壓榨欺凌中華大地善良無辜的老百姓，所在多有，這些行為是為歷史齒冷。究竟，有毒害的大煙（鴉片煙），是誰大量傾銷給中國老百姓的呢！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