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翻譯有多難？從羅忼烈教授一本學術鉅著說起

我這本書（編按：《清真詞全譯》）的詞篇完全依據先師羅忼烈教授（1918-2009）箋注的《周邦彥清真集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年出版，下文簡稱「羅書」），共132篇。本來，傳為清真寫的詞作實不止此數，有說竟達212篇之多！但據近代和現當代學者，尤其是羅教授的精密考證，確實為清真所撰的或說可靠的只有132篇，其他都是「偽詞」（王國維語）。

所謂「偽詞」即並非清真所作，而是出自他人手筆，如張元幹（1091-1170）、歐陽修（1007–1072）、葉夢得（1077–1148）、賀鑄（1052–1125）、李易安（1084–1155）、張炎（1248–1320）……等等，甚至是無名氏的作品，說實話，即「張冠李戴」，將並非清真的作品置諸清真的名下。換言之，212篇世人認為是清真作品之中的80篇是「偽詞」。另外，還有斷句兩則，各有兩句，亦是「偽詞」。

這80篇「偽詞」和斷句兩則都不入我現時語譯範圍之內，亦即是說，我只為那可靠的132篇詞作語譯。16年前我編著的《清真詞選註譯》在這132篇中選取了59篇，又在那80篇「偽詞」中選取了1篇《感皇恩》（當時是受了周濟（1781-1839）的影響；周氏《宋四家詞選》認為這一篇是清真所作，且認為是「白描高手。）而今這一篇「偽詞」的《感皇恩》都不再入選了，雖然有點可惜，但體例攸關，不願意放棄也得放棄了。

現在這本書裏有59篇的語譯仍舊鈔錄自前時的《清真詞選註譯》，只偶爾更正一些手民之誤的錯字，或修正一少部分不大滿意的地方，大致上仍然保留其本來面目。所以，新譯的或專為這本書而新譯的，只有73篇。

翻譯工作的難處

翻譯，無論任何一種翻譯，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由中文翻譯成外文難，由古典文學翻譯成現代語體文一樣難，由古典詩詞翻譯成現代語體文更難。為什麼？我認為難處至少有二：一、古典詩詞愛用典故，而要將這些典故弄清楚，又要極其精簡地翻譯出來或指點出來，令到讀者能掌握其要旨，並不容易；二、古典詩詞，因要遵守格律的關係，辭序往往不循正軌，要攪清楚行文的脈絡和內容中事情發生的先後，很多時都需要稍為組織，重新按時序排列，這是另一種困難。其他困難的地方，如作品中不少地方採用當時的俗語，作者為了表現他們的豐富學識而愛用古字或不常用字等等，都增加了語譯的困難。不過，這一點就並不限於語譯古典詩詞了。

我們都知道，翻譯有三大原則：信、達、雅。所謂「信」是忠於原作的意思；「達」是達意，即通過文字──翻譯的文字將原作的意思傳達給讀者；「雅」是典雅或文雅之意，所指的是翻譯的文字技巧。三大原則之中，最重要的或首要的自然是「信」，因為如果翻譯而不忠於原作的話，根本是沒有盡翻譯的任務，不如不翻好了。「達」當然也重要，因為翻譯的目的是要將原作的本意傳達給讀者，所以譯文一定要有相當水平。

「雅」就不一定要做到。我認為，倘若原作本來是雅的，譯文能做到「雅」固然好，但很多時太着意於「雅」，卻往往不能「達」，甚至不能「信」！所以我常常認為，就算要翻譯雅文，只要做到文從字順，通達流暢便足夠了；因為更重要的務須照顧「信」和「達」兩大原則。如果原文並不雅的話，譯文又何須雅呢？硬要雅一番，便等於不「信」和不「達」了！何苦呢？亦何必呢？

又，文學與藝術往往講求「真、善、美」。我以為翻譯的「信」就是文藝的「真」，甚至「善」；「雅」就是「美」。但從另一角度去看這個「美」，其實很可能就是「信」，換言之，「美」等於「信」。「信」者，實也，真實也。真實便是沒有造作。沒有造作還不美嗎？故此，「真」＝「信」＝「美」，甚至＝「善」。

我真的認為，在翻譯的三大原則之中，「信」的原則至為重要。翻譯而無「信」，又何必去翻呢？就算翻，亦等於沒有翻！

羅著《周邦彥清真集箋》的貢獻

提到真、善、美，我覺得羅教授的《周邦彥清真集箋》委實是詞學研究中一本達到真、善、美的學術鉅著。它的「真」表現在對學術考據的「真」──找尋「真相」的「真」；「善」是「真」的再進一步，達到好的階段，不單止本身好，對學術研究也好，有很大的貢獻；「美」是指箋注《清真集》整件事是學術研究中一件美好的事；就算專指《清真集箋》這本書而言，亦是一本美好的書，它的體制美，編排美，文筆亦相當美。

在羅教授芸芸眾多的著作中，我認為此書是羅教授最具功力之作，對學術的貢獻最大，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至低限度，在研究《清真集》，特別是詞的那部分，是遠遠超越前賢時彥的，是研究清真詞不可或缺的書籍，是極具參考價值的一本好書。在宋詞四大家中，蘇軾（1037-1101）的《東坡詞》有龍榆生（1902-1966）的《東坡樂府箋》，辛棄疾（1140-1207）的《稼軒詞》有鄧廣銘（1907-1998）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姜夔（1155-1221）的《白石詞》有夏承燾（1900–1986）的《姜白石詞編年箋校》。至於清真詞，而今我們不能不推舉羅教授的《周邦彥清真集箋》；而且，此書不獨箋注清真詞，同時亦箋注清真的詩文，其研究範圍已不限於清真的詞了。

為了要表揚這本詞學鉅著──排印得密密麻麻的552頁的鉅著，且讓我於此為它稍作介紹如下。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為「詞箋」，詳細箋注確認為清真的詞作132篇。每首詞有校、箋、評，且往往有附記。繼有「附錄詞」，內收錄所謂「偽詞」80首及斷句兩則，多有附記，間有評語，而無校箋。之外，更附有「集評」，共66則。中編為「詩文箋」，箋注清真之佚詩42首，佚文12篇，每首詩和每篇文俱有箋與附記。

下篇為「參考資料」，節錄27篇文獻；另外，附有羅教授編製的「清真年表」及「引用書簡目」。後者分8項：一、清真詩文詞出處，25種；二、經子之屬，59種；三、史地之屬，50種；四、類書，8種；五、詩文總集別集及評論，71種；六、詞籍，117種，內細分詞叢書及總集，35種；詞別集，21種；詞話詞評，51種；詞學論著及譜書，10種，共117種；七、筆記小說，39種；八、常引書名簡稱，18種。此外，書首更有「卷首語」、詳細目錄和書影6組（11幀）。可見，單從編排的體制來說，羅氏此書已接近完美之境，差不多可以說無懈可擊了。

「書影」部分有兩幀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一為《屏跡帖》（《三希堂法帖》），於此可窺見清真之秀美書風；二、《田子茂墓志銘》。此墓志銘於1957年8月下旬在山西忻縣出土，翌年始披露於世，羅教授經過多方面聯絡，始得原拓本，後來加以研究和箋注，為宋代文獻學添一大功。

新書與羅書之異同

羅書中與本書《清真詞全譯》最有密切關係的自然是上編的132首「詞箋」，我在上文中已指出「我這本書的詞篇完全依據先師羅忼烈教授箋注的《周邦彥清真集箋》」。所謂「完全依據」是指版本方面。其實，並不止於此，就算詞篇的次序和句讀也以羅書為依歸。不過，對詞題的處理卻與羅書稍異。

羅教授校〈少年游〉一詞說：「大抵此等標題，皆後人所加，故彼此不一，今亦不取。其可信為作者自題者，始注於調名之下。」故此，在羅書中，有詞題之詞篇並不多。現時我的做法是這樣：一則依循羅教授的做法，「其可信為作者自題者，始注於調名之下」；一則是見於其他版本的《清真詞》或詞選本的清真詞，如果它們有詞題的話，我的《全譯》一概收錄，理由是，既然這些詞篇早已有詞題，且又不能完全確定它們不是「作者自題者」，故何必硬性要將它們完全刪去呢？

況且，這些詞題總可以幫助讀者易於掌握詞作的內容或主題的。它們，對讀者來說，實是一種方便。既然如此，何不將它們保留下來呢？為了避免與羅教授的考據所得產生混淆，我將這些見於別處的詞題加上括弧，以清眉目。

現時姑勿論羅教授處理這些詞題是否過分嚴格，無論如何，羅教授的《周邦彥清真集箋》信是詞學的一大傑作，至少時至今日，它是研究清真的詩、文、詞最有價值的參考書。

清真詞全譯序言2-1

原為《清真詞全譯》序言，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題為編輯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