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洪，筆名欣靈、紅錦鯉。1954年香港出生，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任職星島報業15年，曾任報紙記者、採訪主任、編輯主任、主筆及總編輯，業餘於報紙副刊撰寫專欄。1987年創辦基督教周報《時代論壇》，擔任社長兼總編輯。曾主持多個電台及電視時事節目，包括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加拿大華僑之聲電台等。曾兼職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樹仁大學等課程，並擔任多個公營部門、社福機構、商業機構等的培訓導師，專長教授新聞工作及溝通演說技巧。現職D100電台節目主持。著作包括《我對青春無悔》、《泥路上》、《天天天藍》、《不幽默的城市》、《工作夢飛翔》、《有話好說──青少年溝通學堂》、《溝通演說26式》、《往事亦堪回首》、《出發，為了歸來》、《兩岸三地信仰情》等。本訪問稿經李錦洪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至4時半
地點：香港般咸道何紫夫人家
李：李錦洪；何：何紫薇；沈：沈舒
從新聞報道踏上文學創作之路
何：李先生大學畢業後隨即投身香港報界，任職新聞記者，1982年獲得該年度「香港最佳記者」榮銜。請談談你那時的採訪工作，以及獲獎的回憶。
李：回想獲獎這事，是頗傳奇的，其實我從來不會主動參加任何比賽。當時香港報業公會舉辦「香港最佳記者」比賽，設定的條件很特別，參賽記者必須有報紙刊登的署名報道。而我當時除了擔任《星島日報》記者，亦在該報寫專欄，我在專欄談及這個比賽，表示香港報紙的報道大都沒有記者署名，因報館內沒有規定要刊登記者姓名，應受表揚的記者變成滄海遺珠。
這篇文章引起報業公會關注，他們經討論後決定修改規則，參賽者即使沒有署名報道，只要報館的總編輯或管理層證明是該記者寫的，亦可接受。這個比賽的委員會成員之一唐碧川是當時《星島日報》的總編輯，他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有看我寫的專欄，他們已因我的意見而修改比賽規則，我應該參加比賽，以示支持。於是我徵詢上司的意見，他也認為應該支持，我便自選幾篇認為寫得好的去參賽。
遞交的新聞報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是採訪錢穆先生，那是他最後一次來香港，訪問前我聽完他的講座，儘管聽不懂他帶鄉音的普通話。訪問錢穆先生當日，有金耀基校長在場翻譯，以我這個年輕人去訪問一位史學大師，他真正向我講的內容不多，我只好憑自己對他的印象去描寫，仍記得文章起首幾句：「一襲長袍，一根手杖，年屆80多歲的錢穆老師，再次重返中大校園……」然後寫中文大學如何人面全非，用上了報道文學的手法去寫。
結果我當選該屆最佳記者，聽說評審委員看完我寫的報道後，即一致通過這結果。一次無心參賽，卻成為我人生唯一的一次參賽和領獎。
何：李先生如何由寫新聞報道轉向文學寫作，後來還創作散文？
李：引用人們形容余光中左手寫散文，右手寫詩；我則左手寫政論，右手寫散文。我中學和大學時期都有創作散文，後來從事新聞工作，天天寫稿，這是很好的鍛煉。我寫的採訪稿不是每篇都適合用文學筆法去寫，若是寫人物專訪則可以。我以前專長寫人物專訪，進行訪問時有三「不」──不做筆記、不錄音、不拍照，若錄音可能令受訪者不敢暢所欲言，若拍照會令受訪者精神不集中，若做筆記可能打斷受訪者的說話。重點是訪問前做許多資料搜集，先掌握那人的輪廓，訪問時以閒談式對話，盡量捕捉那人的神采，訪問完馬上記錄下來。
因為做人物專訪，我結識了不少好朋友，其中一位是林思齊先生。我訪問他時，他已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後來更成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省督，那次我們一見如故，不知不覺談了6、7個小時，事後我寫成訪問稿給他看，他大為驚嘆。我們因此成為好朋友，他還邀請我全家去加拿大，出席他獲頒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的典禮。除了寫人物專訪外，我亦有在專欄上發表散文。
何：李先生是怎樣開始在報章寫專欄的？當時用什麼筆名？
李：這個專欄的開始是很奇妙。那時我當報紙記者，工資很低，幹了3、4年，月薪仍只有1000多元，僅足糊口，不足娶妻，我要找兼職幫補生計，當時很多行家都兼兩份職。這是行內普遍的現象，上司亦很理解，後來管理層商議在報紙開一版副刊，給同事們寫專欄賺些外快。於是我開始每日寫專欄，每個月增加幾百元稿費收入，很不錯了。
最初我寫的是《星島日報》副刊「港譚」版，該版的文章各有風格，佔半數作者是我的同事，我的專欄名為「采風錄」，大約1982年開始寫，後來副刊主編何錦玲認為我寫得不錯，還讓我兼寫另一版副刊「星辰」版的專欄。
那時《星島日報》有兩個類型的副刊，一個是「港譚」版，比較生活化，重趣味性，多數寫大城小事、城中怪談；另一個「星辰」版，偏向文藝性，文章較為高水準。兩個版的路線不同。我在1985、86年左右開始寫「星辰」版，欄名叫「泥路上」。能成為「星辰」版作者是我年少時的夢想，我自小閱讀《星島日報》，以前讀到好文章會剪報留念，想到如今是別人剪我的文章，當時真的很高興。
我曾經同時間最多寫4個專欄，都是用筆名「欣靈」。我的文筆就是這樣操練出來。
何：李先生除了用筆名「欣靈」外，還有用其他名字發表文章嗎？
李：大概1986年，我由《星島日報》調去《星島晚報》，公司準備栽培我做晚報總編輯的接班人，我開始用「紅錦鯉」在《星島晚報》寫些新聞八卦，把採訪背後鮮為人知的人和事寫下來，很多人愛看，大受歡迎，連高官政黨也追看。我正式寫新聞報道、時事評論則用本名李錦洪。後來當上《星島晚報》總編輯，那時我寫作速度之快媲美倪匡，每日中午截稿前用20分鐘寫完一篇600字的評論，天天早上寫評論，下午回家寫副刊。
80年代香港的專欄文化
沈：那年代《星島晚報》的文藝副刊「大會堂」版刊登過許多佳作，不少80年代香港文學的重要作品都出自那裏。李先生當時有接觸過「大會堂」版主編劉以鬯先生嗎？
李：雖然我時任總編輯，可惜我從沒在報館見過劉以鬯先生。我加入《星島晚報》前，他已擔任副刊主編有一段日子，與字房裏的人熟稔，每次他都直接交稿給字房工人排字，自己校對。他通常下午到報館，那時晚報的編輯已下班。
後來，「大會堂」版在1991年停刊[1]，我想起來有點遺憾。那時晚報開始沒落，經營困難，報館財政拮据，努力掙扎求存。管理層多次提出內容改革，有人認為「大會堂」文藝副刊的讀者少，應該刪除，廣告部甚至認為晚報的讀者只求消閒，不會有興趣讀「大會堂」版上看似沉重的長篇文章。我當時作為總編輯多番力保，因自己一直是「大會堂」版的忠實讀者，認為這是香港很有特色的副刊，而且一星期才刊一次，稿費支出不算高。但事實上該版的讀者主要是文學圈內人，人數有限，同事們認為這類文學的時代已終結。最後，我們抵不住市場壓力，改為辦一個星期日特刊，由新潮的文化人主編，寫的是新思潮、新文化，取代了「大會堂」版。
後來我從文友得悉，劉以鬯先生為此有點耿耿於懷，他對「大會堂」版有情意結，覺得《星島晚報》很絕情，自己主編多年的副刊被年輕總編刪除了，他不知道我背後極力保留了幾年，我其實是很尊重文人的。想起來我是做少了一步，應該親自向他講一聲，可惜我在報館從來見不到劉先生，欠缺了一個最後的告別，真的遺憾。
沈：李先生認為80年代香港的專欄文化有哪些特色？報紙專欄後來有何變化？
李：副刊的特色往往從該報風格反映出來，看頭版新聞的取材和標題可窺見該報副刊面貌。大眾化的報紙會找大眾化的作者寫專欄，對文字沒那麼講究，除了不寫粗口外，幾乎什麼都寫──聲色犬馬、生活妙趣，例如《成報》、《東方日報》。嚴肅報紙的副刊，比較着重文化及文藝性，突出作者本身的內涵和生活面貌，80年代的專欄作者以文化人為主，多數寫個人思想和感受，譬如《明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還有文字比較正統、少有錯別字的《文匯報》和《大公報》。
90年代開始，專欄文章趨向知識性，作者寫自己的專業專才，副刊內容的知識層面提升了，文化層面降低了，知識取代文化，香港蛻變成知識型社會。那時亦是香港報業的黃金時代，百花齊放，各有特色，左中右政治立場的報紙也有，實際上政治色彩不是很強，風格其實是由市場決定。
現在報紙副刊的文藝性很淡，純粹走文藝路線沒有市場，以《明報》為例，副刊走專業評論路線，專欄都是寫文學評論、分享專業、批判時政等，為迎合社會需要，這是大勢所趨。
與何紫的緣份
何：李先生第一本著作《我對青春無悔》初版於1983年11月[2]，結集了《星島日報》副刊專欄「采風錄」的文章。請分享出書的過程點滴，書內文章和附錄的相片是你編選的嗎？
李：那時何紫辦山邊社，讀者對象是學生，他希望找有素質的年輕作者出書。當時小思留意到我在《星島日報》寫的專欄文章，她把我推介給何紫，並透過副刊主編何錦玲取得我的聯絡。後來何紫問我有無興趣出書，我當然有，於是大家一拍即合。那時我寫「采風錄」專欄已有一年多，我從累積的剪報中選些內容適合年輕人、文字較好的文章，然後影印給何紫。出書的過程很快，何紫還編選了些新聞相片放進書內，附錄「光影藝術欣賞」，這樣做不錯，跟我記者身分配合，不過我不知道他從哪裏找來相片，那時普遍對版權的意識不高。
我交稿後約2、3個月，新書就面世。何紫幫新人初次出書大都以贈書代替稿酬，記憶中我收到大概20、30本，已經很高興滿足，還記得當時這書售價是港幣8元，自己也買回不少。1983年出書時我還未足30歲，我曾祈禱希望30歲之後能夠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結果我29歲便如願以償，對我很大鼓舞。此後，更多人留意欣靈寫的專欄，曾收到讀者來信，欣賞我寫的專欄與眾不同，很有特色，尤其對生命的那份熱情，展現何謂積極快樂、有意義的人生，談的是價值觀問題，當時很少作者用這個角度去寫，可能跟我的信仰有關係。
沈：《我對青春無悔》出版後，李先生的寫作道路有沒有新發展？
李：我一直繼續專欄寫作，「采風錄」專欄我也寫了大概5、6年。成為《星島晚報》總編輯後，我開闢一些新的副刊，發掘了一些新作者，可說是秉承何紫發掘新人的精神。然而，我的專注力主要在新聞工作上，後來香港的前途問題開始浮現，我投放較多精力在政治新聞，為香港探索前路；文學創作只是我的副業，沒有在這方面認真探究。
後來，我創辦了一份基督教周報《時代論壇》，離開《星島晚報》後，我開展了一個新的寫作模式，將基督教信仰、靈修生活和社會時事融合，那些在《時代論壇》上的寫作，亦曾經結集出版。我從來沒有專門為出書而寫作，全都是將發表過在報刊的文章收輯出書。其實我想過寫一本關於說故事技巧的書，我多年來為不同機構講學和培訓，累積了很多材料和例子，並且看到成效，譬如有一次我獲邀到澳門新聞局辦培訓，一年後他們發給我一條宣傳澳門的影片，並說同事們被我的演講啟發，用了故事思維去拍這影片，這是我最大的安慰，希望將來我可以把經驗整理，寫成一本書。
沈：李先生當時創辦基督教《時代論壇》周報，除了是回應香港九七回歸的時代需要，你基於什麼原因要在宗教的脈絡下創辦此刊物呢？
李：九七回歸的問題對當時香港社會衝擊很大，移民潮湧現，人心惶惶，大家對前途很恐懼。那時的基督教會比較保守，不敢談論時政問題，當時許多牧師、教會領袖也移民去，留在香港的教會領袖覺得要做點事，認為有需要設立平台去探討一些在教會內不敢講的事。那時我任職《星島晚報》總編輯，有教會領袖找我去談，包括劉少康牧師、余達心牧師、薛孔奇先生、盧家駇牧師等，我很同意他們的想法，於是在1987年創辦了《時代論壇》。但當時我亦覺得自己在《星島晚報》的工作很重要，因此繼續留在星島，同時兼任《時代論壇》的義務總編輯，上午在《星島晚報》上班，每周抽3個下午時間到《時代論壇》兼任編務，我兼職做了5年後，覺得長此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在1992年我決定離開《星島晚報》，全時間投入《時代論壇》的工作。
90年代初是香港報業最蓬勃的時候，1997年快將來臨，大家覺得要快點辦報，於是業界掀起挖角潮，《壹週刊》也在此時期創刊，黎智英等報界老闆相繼找我加盟，甚至某些商人辦報，請我開價，幾乎是我開什麼價都願意照價請我，但最終我都推卻了。我去意已決，想全心全意辦好《時代論壇》，展開我另一個傳播生涯。我在星島累積的辦報經驗，預備我迎接人生的第二個里程，星島的15年給我很好的磨練，並且建立了人際網絡，最重要是磨銳我手中的筆，那時每天要寫大量文字，不同類型的內容，持續操練了15年。
般咸道的街坊文會
何：李先生曾撰文提及何紫是你的街坊，曾經與當時聚居般咸道一帶的文友陳耀南、胡燕青和黎海華，約了一次街坊文會，關於你們的街坊情誼有何回憶[3]？
李：這區甚具文化氣息，所以我曾撰文寫般咸道的文化風景。我們幾個寫作人原是個別認識，當知道同是街坊後，有一晚興之所至，5個人約出來喝杯茶，談文說藝，風花雪月，好不風雅。後來大家各自忙碌，街坊文會沒延續下去，但我們的感情還在，何紫走了，我與胡燕青、黎海華、陳耀南仍有聯繫。記得以前聚會陳耀南說話最多，聽他對港大的牢騷，他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中文，上司是西人，教中文自然被看輕。後來陳耀南移民澳洲，每次回港也談起我們以前的「般咸道文會」。雖然我們的文人雅集沒有成形，但我們在各自的文化崗位上努力。難得大家曾經住得那麼近，志同道合，「道」是街道之「道」，志同「道」合者，難矣。
何：爸爸曾在般咸道開辦「山邊公司」，你對這間街坊店舖有什麼印象？
李：那時我差不多每天經過山邊公司，一星期總會去逛一次，買些文具圖書之類，有時何紫會送贈他出版的書給我，印象中他的店舖人手不多，可能遇盜竊也無人察覺呢。這區有很多學校，整條般咸道充滿文化學術氣息，而正街與般咸道交界是食肆集中地，當時有莎厘娜餐廳、一些粥麵店等，一到午飯時間，附近5間中學的學生都蜂擁到這裏。所以山邊公司的選址很好，賴以生存便靠學生日常光顧，而每逢聖誕生意更旺，大批學生購買賀卡和禮物等，相信這小店能為何紫增加收入支撐他的出版社。
何：李先生曾接受何紫創辦的校園月刊《陽光之家》訪問，文章刊登在1986年6月出版的第5期，對於這份刊物你有什麼印象[4]？
李：那時是香港出版文化界土壤最豐富的時候，辦報很方便，很多有心人在撒種、栽種，但不一定看見收成，更未必有豐碩果實，那是需要很勤力的農夫去艱苦耕耘。《陽光之家》便是那時代的產物之一，它是一份健康用心的刊物，能夠入學校，得到老師家長信任，可見何紫的工夫。
何紫的文化足印
何：李先生與何紫曾一起為「開卷有益」青年閱讀獎勵計劃擔任評判，該活動由星島與香港電台合辦，頒獎典禮於1990年3月舉行，你對這活動有何回憶？
李：我擔任《星島晚報》總編輯時，經常代表公司出席活動。當年星島舉辦這個推動青少年閱讀的比賽，我代表公司出任活動籌委，而何紫和我都是當時的評判之一。頒獎典禮上，除了有何紫和我外，還有其他嘉賓，包括陳耀南、也斯、鍾偉明、杜漸、岑逸飛和台灣作家吳念真。何紫的活動能力很高，幾乎逢請必到，到處都有他的身影，他人緣好，有心有力，願意參與整個香港的文化工程。
這次與香港電台合辦活動後，我認識了港台的人，後來我投身《時代論壇》，港台找我做節目，包括在時事節目做評論，開展我在電台電視的另一個傳播生涯。那時我在傳播界很活躍，港台和商台的廣播節目也有參與。
沈：李先生曾撰文指何紫「在文化與商業之間，何紫努力去堅持一些原則，亦變通了一些。」[5]你作為傳媒人，對何紫在那年代的文化工作有何觀察和評價？
李：何紫是身兼文人和商人的結合體，純粹一面的話，走的路就迥然不同，而將兩者結合一身是不容易的。那年代有不少文化人專職寫作，譬如劉以鬯；有些則純粹走商業路線，譬如倪匡。而何紫成功找到他的市場定位，出版刊物針對兒童及青少年，內容亦以健康光明的人生價值作定位。此外，他最大的本錢不是豐厚的資金，而是廣泛的人脈關係，打通了文化界朋友對他的支持，文友樂意供稿給他出書，不會斤斤計較。何紫本身亦懂得寫，有心為青少年兒童寫作。
他知道商業上要生存，必須想些市場策略，我看他的策略是出書快、書價廉，一般學生可以買得起，份量亦不會太厚，容易吸收，作為課餘讀物很合適，並有助青少年學習寫作，例如他出版的「擷芳書列」，文章短小精悍，題材健康，雖不是純文學，但文字亦算講究，不少年輕讀者很喜歡。我認為他在文化與商業兩者之間拿捏得很好。
其實他要擴大商業規模很簡單，引入新股東便成，但這樣沒有了自己。他能完全自主，這是他守得好的地方，縱使這樣限制了發展規模。不過，出版的成敗、成果不是看即時，乃是延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何紫這檔小小的出版事業，在當時那麼多巨人底下，它是一枝奇葩，影響力能夠去到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去研究、去紀念。
我想何紫自己也預料不到，一生的工作能在香港文壇留下很深的文化足印。他當時可能只想到令業務能夠生存，可以養妻活兒，做些好事，造福兒童，已經很好，哪會想到30年後有今天的成果。我相信何紫也不會想到，當年幫一個年輕記者出書，對他影響那麼大，使他得到激勵和肯定，策勵自己前進。
何：爸爸盛年時患上肝癌，確診大約一年後病逝，終年53歲，臨終前數月信奉了基督教。李先生在1991年12月出版的《時代論壇》周刊中製作「何紫專輯」，刊登了幾位基督徒寫作人的悼文，包括小麥子、胡燕青和欣靈[6]。 你對此有何難忘回憶？
李：重讀自己寫的這篇悼文，勾起我一些回憶，記得我在何紫追悼會上，唱了一首當時的流行曲《坭路上》，這是一首何紫生前很喜愛的歌[7]，有幾句歌詞用來形容他很貼切，他的工作就似青苔，不經意地慢慢滲透，潤物無聲。
何紫病重時的信仰狀況，我是透過小麥子知道的，當她告訴我何紫接受了基督教，我感到很安慰。何紫一向的形象很正面健康，本身有很強的感染力，他晚年歸信基督，是完美的終局，我覺得是感染力的延伸。
小麥子、胡燕青和我都曾經是山邊社的作者，那時她們兩位經常為《時代論壇》寫稿。在悼念何紫安息的事上，我們又再同台聚首，上主的安排真奇妙。何紫逝世後，很多人寫悼念文章，大多寫與他的交往事蹟、成就貢獻，很少能進入他的生命深層，當觸及他的信仰便是進入他深層生命了，這個「何紫專輯」很特別，記錄了他生命的深層。
何：爸爸患癌後，四處尋求治病良方，又練氣功，又吃西藥，又返國內治療，中西合璧，各種方法也試試，對於他患病期間歸信基督你有何看法？你認為他是抱一個怎樣的態度去信耶穌？
李：當一個人去到無能為力的境況時，定會上下求索，尋求一種自己以外的力量，看誰能幫自己、救自己，在沒有信仰下，這人必定會到處去找。可能有人會覺得何紫是隨便去找一個信仰，但從基督信仰來看，不是何紫找上帝，是上帝找何紫。上帝在他生命過程中留下許多的指紋，這些指紋包括上帝讓他認識李錦洪、胡燕青、小麥子，這些指紋一起出現時，更清晰可見是上帝來找他，當他肯去回應，便會有追求的心。
也許有人會覺得他是臨急抱佛腳，甚至是想到死後用基督教儀式會容易處理些，這是很世俗的看法，但這不重要，最重要是知道自己安息那一刻會去那裏，相信何紫最後找到了，所以他很安然的離開。很多人認為信仰是殊途同歸，信仰教義都很接近，但其實信仰最不同的是「歸不同」。香港跑馬地墳場門外，有一句對聯寫「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相同者只是大家都葬在黃土之下，但黃土不是終站，其實不同者是終極去哪裏、歸何處。何紫找到歸何處了，他無悔無怨，安然離去。
註：
[1] 劉以鬯〈這是最後一期〉，《星島晚報》副刊「大會堂」，1991年4月4日。
[2] 欣靈《我對青春無悔》。香港：山邊社，1983年11月。（擷芳書列）
[3] 欣靈〈般含道文會〉，《星島日報》副刊專欄「泥路上」，1991年11月7日；另收錄於《童心永在──何紫紀念特輯》，（香港：香港兒童文藝協會、香港作家聯誼會，1991年11月24日），缺頁碼。
[4]〈新聞從業員專訪──青春無悔說欣靈〉，《陽光之家》第5期（1986年6月15日），版1及版3。
[5] 欣靈〈他對生命無悔〉，《時代論壇》第226期（1991年12月29日），頁5。
[6] 「何紫專輯」，《時代論壇》第226期（1991年12月29日），頁4-5。
[7] 何紫〈廣告和流行曲〉，《如沐春風》（香港：山邊社，1987年6月），頁74。
「何紫和那時代的人物」訪談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