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一般中學生多愛到運動場跑步、到海灘游泳、到籃球場打籃球。也斯（梁秉鈞的筆名）不怎麼喜歡球類活動，不愛跑步、游泳。他就是愛到圖書館看書，也愛到藝術中心、大會堂，看Studio One為會員放映的冷門藝術電影。
自己的聲音
也斯寫詩、影評、散文，把文章拿到《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大學文藝》發表。倘若說那年代有文青，也斯該算是有代表性的文藝少年/青年。
看由黃淑嫻、劉汝沁合編的《也斯的六○年代》，才知道年輕的也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最後5年，寫了不少新詩、影評、書評、散文。從中看到，那時候，也斯已經有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想法。
1968年，仍在唸大學的也斯，表明他不要做一個「成熟」的人。所謂「成熟」，是「脗合別人的標準，像別人要求他們的那樣作着，毫無差錯的人」。
要是讓也斯來唸他1964年寫的《那一個冬天》：「那一個冬天/一隻山貓走過來/頹喪/得不得了/古怪的雲/在天上/破舊的葉子/在樹邊……」
也斯會用平實的語氣，把詩誦讀出來，而不是像某些詩人，愛用不是平常講話的聲調，略帶誇張表情，朗誦詩句。
也斯就是愛用最簡單的方式，把自己的作品唸出來。
青少年時期開始，也斯已嘗試通過文字，利用不同媒介（包括攝影），與不同類型的藝術工作者、不同行業人士，展開「對話」。
喜歡做文字「實驗」的也斯，他的作品，與一般人眼中的「成熟」文筆，可有差距。看他上世紀60年代的詩、散文，並不「成熟」，卻很好看。
自己的名單
《也斯的六○年代》裏面只有一張1964年的少年也斯照片，是吳煦斌提供的。問吳煦斌：「可以找到也斯60年代的生活照麼？要是找到他與作品、剪報的照片，就更好了。」
吳的回覆：「不在香港，手上沒有照片，手機裏面只有樹和花朵、一些天空。」
在美國唸生態學的吳，喜愛大自然，並把它放到手機裏，自然不過一回事。
也斯的著作，沒有保存下來，他的簽名本，早已送到圖書館了。倒是記得他寫的《茶》其中幾句：「偶然的相見相感/猶似遙遠的茶香飄忽/茶香總有苦澀呢/杯底的茉莉瓣/或聚或散成圖」。說的正是人生在世，聚散離合，此乃常規，沒有例外。
2004年/2005年，由也斯選輯出來的《也斯的香港》，其中一篇《九十七張臉孔》，說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單」。
也斯有他要說的故事、要寫的人。他曾經說過：「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即使香港人自己來說香港，也不見得說得清楚。怎樣說不同的故事，顯示了怎樣不同的立場吧了。」
所以書中所提及的人和事，是也斯眼中的人和事。一直以來，愛與人和物「對話」的也斯，他眼中的香港，在作品中，如實反映出來。
談地道菜式，也斯顯出他吃的本領高強，比一般食家，更懂飲食之道。寫交往過的人物，他總能從中找到他們「與眾不同」之處。寫文友李國威：「胡國雄是國威喜歡的足球明星，他也曾購票請我們去欣賞胡的腳法。」
快活谷賽馬散場，跑馬地人如潮湧，「電車走走停停。從誕生的醫院到安息的地方，都一路搖過去了。」
喝茶談天的家
1994年也斯寫了篇《蘭桂坊的憂鬱》，說的是他多麼希望（也是我們人到中年的希望）「有一個舒適明亮的家，安放好書本，收集了各地旅行帶回的民間藝術，與來訪的朋友喝茶談天，晚上好好靜心工作」。
說是蘭桂坊的憂鬱，其實是「也斯的憂鬱」。他原本希望可以與攝影師李家昇合作，出一本詩與攝影作，也斯寫與香港有關的詩，李家昇用鏡頭拍下香港景象。
詩有了，攝影有了，就是沒有人肯出版這樣的書（出版社起初答允出書，後來打退堂鼓）。
也斯來到蘭桂坊，以英語讀出他的詩，是由中文翻譯成英文的詩。在外國文學會議上，他倒可以用廣東話，把自己的作品讀出來。在香港，在蘭桂坊，Partners in Rhyme，到來讀詩、聽詩，都是外國朋友。
幸好在其他地方舉行的詩歌會，仍可以用廣東話、普通話，誦讀自己的作品。
也斯說：「在香港一切都像是過渡，大家搬來搬去，工作辛勞，前景迷茫，朋友移民他去，親人離散……」
多年前，也斯要離開香港，到美國讀他的文學博士了。某天下午，我們帶着一瓶廉價紅酒、兩個紙杯、一盒芝士，來到往離島碼頭附近，坐下來，喝酒，吃芝士。那時候，不曾想到，這樣子的喝酒，只有這麼的一次而已。
「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30年前，也斯說出他的憂鬱由來。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