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招牌赤足集 沙翁並非糖不甩

在舉行中的書展(7月20日至26日),科幻名家倪匡的小說最熱銷,衛斯理系列尤受年輕人歡迎。倪匡與武俠名家金庸是莫逆之交,是早期(1959-1969)、中期(1970-1979)《明報》重要的專欄作者。

借用唐宣宗(810—859)悼白居易詩句:「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悼念自由派作家倪匡(1935—2022)。敬佩其文章廣泛流傳,時評名言聲聲入耳;也表達對他離世的悲戚之情。

悼念戚戚然  明報刊頭版

倪匡於7月3日離世後,各地能「自主」的華文報紙,都有不小篇幅的報道。

在香港,《明報》於7月4日以第一版全版篇幅刊出特輯;《信報》內頁有報道,並在頭版刊「提要」。

在台灣,民營大報《聯合報》的報道篇幅最大;其在美國的子報《世界日報》,亦有不少報道。

在香港編印的《星島日報》,也在頭版大篇幅報道,令人有點「意外感」。

外國的網絡平台,如英國的BBC、德國的德國之聲、法國的法廣網、美國的VOA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均有報道或評論。

各地寫作界人士,如香港的陶傑、加拿大的馮應標,都發表悼念文章(註1)

讀者的網絡留言挺熱。有的情傾倪匡的科幻小說,有的讚賞其時評;自稱愛國者或毛左者,則抨擊他「畢生反共不愛國」。

年輕時的倪匡,參加《明報》報慶10周年(1969.5.20)。(作者收藏照片)
年輕時的倪匡,參加《明報》報慶10周年(1969.5.20)。(作者收藏照片)

金庸和高陽  倪匡科幻熱

在全球華人社會,名作家作品傳播最廣的一群,有寫武俠小說的金庸(1924—2018)、寫歷史小說的高陽(1922—1992)、寫科幻小說的倪匡等。

前兩位是我的前輩師友(高一輩),倪匡則是同輩的年長朋友。有幸與他們交往,是愉快的人生經驗。

他們都有豐富的專業成就,還有人生經營的碩果。

金庸不獨以武俠小說吸引大量讀者,還是報業經營、房地產投資名手和電影編劇、導演(註2)。

高陽既是精寫歷史小說的「高陽酒徒」,還能「杯酒相陪」寫嚴肅的大報社論。

倪匡是寫作的「多面手」,武俠、科幻、言情小說無不暢銷,衛斯理系列尤為年輕人喜愛;編寫電影劇本既快且好,其中《獨臂刀》等後來拍成賣座的名片。非劇本、小說的文稿,以「沙翁」之名寫的時評(1970、1980年代),讓讀者有痛快之感。他還能篆刻(送印章給朋友),又是貝殼收藏家。

電車彎道旁  客座有場景

初識倪匡,時在1966年初,是56年前的往事了。

地點,在銅鑼灣禮頓道《明報月刊》編輯部,窗外的彎路上有電車站。

當時,金庸創辦《明報月刊》並任總編輯,我是他手下兩位編輯之一(另還有一位助編兼校對)。

拙文〈1966年的金庸:電車彎道上的早期《明報月刊》〉(註3),我寫道:

「在2樓300多呎的編輯部,每天聽到電車走動之聲和到站的噹噹聲,嘈雜中別有一番『電車風情』。……另一桌子靠裏面的牆,是倪匡的『客座』之位。他是金庸好友,每天下午到編輯部寫私稿(他因小孩年紀小為避嘈而來),寫完便回百德新街寓所。他快人快語,與我們常有嘻嘻哈哈的『場景』。」

1967年,《明報》大搬家,從灣仔謝斐道搬到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明報月刊》亦搬去,在同一大廈的10樓。

這一年,金庸不再任《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接替),專任《明報》的社長、總主筆,並且是《明報》實際的總編輯(掌決策權)。我隨金庸轉到《明報》的編輯部任資料室主任,後來任《明報》的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和星期專論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

這一年,倪匡在《明報》是「半客卿」性的身份,掛名任武俠與歷史雜誌的總編輯。他在出版部(《明報月刊》等部門)有一張「客座之位」,是撰稿之用。武俠與歷史的編務,由我們暱稱為「老孫」的同事負責,倪匡仍是寫完稿就回家。不久,他不再來南康大廈「客座」,亦不管雜誌的事。

1966年《明報月刊》創刊時,編輯部座位圖。(作者提供草圖)
1966年《明報月刊》創刊時,編輯部座位圖。(作者提供草圖)

無嘩啦嘩啦  風雨夜借宿

在早期《明報》(1959—1969)的職員、主要作者群中,倪匡、胡菊人和潘粵生等大我5至7歲,是老大哥;林山木(行止)小一些,我又比山木小兩歲。

這群朋友中,我是比較小的一位。從認識那一天開始,倪匡就叫我「小丁」,而且傳開了,連報館外知情者也叫我「小丁」。這暱稱,叫了大概20年。

早在認識倪匡前,就讀他在《真報》的時評。

1962或1963年,他結識金庸,後成為莫逆之交。

1963年開始,他在《明報》副刊發表小說,有時也在自由談版寫時評(註4)

自1965年開始,我在自由談版發表連載稿。1966年起,金庸指定我在要聞版(第1版或4版)寫本報特稿欄的時評;1973年起,在副刊兼寫北望神州欄(接周青撰寫)。在副刊版位中,我與倪匡的專欄常是「上下相鄰」(下圖)。

因為文字關係或金庸交辦的事,與他有過一個時段的交往。1967年某一天掛10號風球,我與菊人沒有船過海(當時無地鐵),也租不到平常可應急的小船(嘩啦嘩啦)。菊人提議向倪匡借宿,獲倪匡夫婦熱心款待,在其百德新街寓所,躺沙發睡了一晚。

當時的百德新街,是旺中帶靜的「沿海地段」,還沒有食街和名牌零售店。後來熱鬧起來,倪匡便搬去東半山的賽西湖。

在《明報》副刊(1975.12.3),丁望的北望神州、沙翁的赤足集是「上下相鄰」;「右鄰」是一言堂的日月壇,「左鄰」是張慶如的汽車漫談和王司馬的漫畫。一言堂是1930年代就讀北京大學的程靖宇。(作者剪報截圖)
在《明報》副刊(1975.12.3),丁望的北望神州、沙翁的赤足集是「上下相鄰」;「右鄰」是一言堂的日月壇,「左鄰」是張慶如的汽車漫談和王司馬的漫畫。一言堂是1930年代就讀北京大學的程靖宇。(作者剪報截圖)

小說寫活埋  描土改暴力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前,先後在友聯研究所資料室和《真報》編輯部任職,受《真報》老闆陸海安器重,與菊人是友聯的熟人。

他以「衣其」之名發表的時評,多批評大陸現實生活,頗受有過「苦難歷程」者歡迎。

他在何東家族的《工商日報》發表短篇小說《活埋》,描寫土改時(1950—1952,「老解放區」在1947—1949),鬥爭地主等「階級敵人」的殘暴。

這是寫實主義的作品,再現土改的場景。但是,不聽「逆耳話」者,以「反共」的政治帽子貶抑寫實文學的價值。

在倪匡之後幾十年,武漢名作家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也寫土改時地主及其家屬被活埋的事。

「掃地出門」和活埋,是土改時常見的事,1980年代的解密檔案、回憶錄中有不少記載。林行止專欄亦有回憶文字,記述作者童年時被「掃地出門」的流浪故事、後來偷渡來港的驚險「苦難歷程」。

京媒說鬥爭  強令脫褲子

官方刊物曾提到朱德太太康克清「給飯吃」的事:「(河北)分田鬥地主,地主的小女兒沒飯吃,餓得躲在角落裏直哭,康大姐把她拉過來給她飯吃,說孩子沒有罪」(註5)

北京著名媒體《炎黃春秋》月刊,記述山西婁煩縣土改實況:

「開鬥爭會時,用來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鐵鍬等是必備之物……有的村莊,對年輕漂亮的地主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配,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自盡」(註6)

另一文記述湖南土改的暴力:

「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沙翁係甜點  非莎士比亞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往科幻、武俠方向發展,不再寫《活埋》一類的題材,但仍然關心社會現實。

1970年代以來,署名沙翁的「皮靴集」(後改名「赤足集」),就是這一類的時評。每篇約200字、標題2個字,雖短小卻寫得痛快,甚受讀者歡迎。

有人以沙翁筆名,調侃他以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自比,這是望文生義的胡猜。倪匡告訴我,沙翁本是食物名,其女喜吃這種黏滿沙糖的甜點(又名炸蛋球,不是糖不甩),故署名沙翁。

遠離統戰飯  未赴中秋宴

1980年代,北京當局試行經濟體制改革,從嘗試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到下鄉知青回城、大學恢復招生、城市國企改革、開放私人僱工生產,改變了毛文革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僵化狀態。

官方對香港、台灣的統戰工作,也有些「靈活性」的轉變。1980年代初期,金庸獲邀入中南海作客,此後的金庸被視為「轉向人」。

金庸去中南海前,原想帶倪匡去,北京方面也回答可以,但他必須接受嚴密「安檢」,他自然不會跟着去。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1916—2016),也展開前所未有的「邀宴」活動。1984年9月,他邀請一批過去沒有或很少交往的文化界人士,參加在銅鑼灣華都酒店27樓的「中秋宴」,主客是電影大亨邵逸夫,也邀請倪匡和我等聚會。

倪匡和我均未應約,覺得「不吃統戰飯」可以輕鬆一些,不必「欠下人情」。

有人說,許的「統戰宴」很成功,有赴宴者讚招待周到,後來又有哈密瓜之贈。最成功的,是邵老闆與北京關係熟絡了。

許家屯的「中秋宴」請帖。(作者提供圖片)
許家屯的「中秋宴」請帖。(作者提供圖片)

自由如消失  寫作難伸展

早期《明報》的年輕人,不乏自由派。對於追求並守護自由(特別是言論、思想自由),秉持擇善固執的取態,倪匡是其中的一位。

1983年,他在一部小說中流露了對自由消失的憂患意識,提到一座「曾經的自由天堂」可能之沉淪:

「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小說中還有這樣的警句: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其他自由。」

讀者把自由的可能消失,視為倪匡的「預言」。

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對社會可能「突變」的認知和判斷。

這種判斷,與人生經歷、尊重事實的良知息息相關。因有不自由的經歷,刻印在記憶屏幕的場景不會磨滅,對自由的可能消失便多一份警惕(或者說少一份對未來的幻想)。此外,社會觀察和思考能力強,也讓一個人有是與非的思辨。

對於立足全球的國際文明城市,本欄的解讀是:其第一生命線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自由和法治如果衰退或消失,國際文明城市的生命便枯萎、消逝。

倪匡對自由可能消失的憂慮,正是對人的「個體性」和自由的執着。

自由之生態  才華能發揮

加拿大阿爾伯達省大學東亞學系榮休教授梁麗芳,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倪匡不畏權勢,「對過去的一些歷史有很尖銳的批評,……不是捏造……他真心地勇敢地說出來,這就是文人的真誠和坦白,很敬佩他這一點。」

卑詩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丘慧芬,稱倪匡「是很有代表性的香港作家」。她說:「他的成功,真正反映當時的香港具有高度言論自由、處處充滿機會,……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理念就是,你只有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環境中,你才能把人的潛能充分發展出來。」

註:

1. 螳臂大俠悼倪匡;陶傑:繁華化為塵土,他回歸了星空
2. 金庸與早期明報──回想錄的一個輪廓
3. 《明報月刊》,2018年12月號,36-39頁。
4. 金庸鳴放平台 自由談議自由
5. 《百年潮》,2011年11期,22頁。
6. 《炎黃春秋》,2011年4期,77頁。

本文原題〈悼念倪匡大哥 沙翁非糖不甩〉,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