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於3月23日下午舉行特首答問會，特首林鄭月娥以視像形式回應議員質詢。在第5波疫情仍然異常嚴峻情況之下，一如所料多位議員都提出有關政府在抗疫工作上的問題。
疫苗通行證雖實名制 但收集數據效率低
有議員批評政府「安心出行」沒有實名制功能，因此無法有效地追蹤到密切接觸者所去過的地方，從而盡快切斷病毒傳播鏈。特首解釋現時的安心出行（3.0.2及其後版本）設有「疫苗通行證」，實際上已可發揮實名制的作用，可幫助追蹤工作。
但筆者認為特首的回應並非完全正確。首先是疫苗通行證誤報的問題。今年政府雖然已推行了用戶電話SIM卡實名制政策，但實名制SIM卡仍有待明年才能全港普及化。
因此，安心出行在針卡登記存在「一卡多用」的漏洞，即是説同一張針卡可以出現在多個安心出行APP上，因為該APP無法確認安心出行和針卡持有人兩者身分的一致性。例如無接種疫苗的密切接觸者A君可以使用B君的針卡作登記，刻意避免暴露自己的行蹤。雖然提供虛假資料是犯法行為，但社會中仍有一小撮缺乏公德心的不合作市民。
另外，透過掃瞄帶有實名的疫苗通行證，處所可以記錄到訪者的行蹤。由於到訪紀錄會儲存在相關處所的數據庫中，一旦爆疫政府便需要向相關處所收集到訪資料，做法並非全自動。相比之下，內地的追蹤系統較勝一籌，它們採用全中央數據儲存，為大數據分析提供實時密切接觸者的流動數據，令病毒追蹤更有效率。
大數據分析欠奉 難有效動態清零
另外有議員指内地專家梁萬年教授建議港府要善用大數據，進行密切接觸鏈的管控。然而，林鄭特首卻沒有正視這一條對「動態清零」尤其關鍵的問題，只是草草地回答，強調「大數據需要一些基礎建設，要交由專業同事研究有沒有足夠條件去做」。
可能是因為會議時間太緊迫，特首並沒有交代什麼是「基礎建設」。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政府未有直接從電訊營運商獲取移動電話使用數據及SIM卡實名制未全面普及所致。正因如此，政府無法實時和精準地分析密切接觸者的行蹤，追蹤病毒傳播鍵的擴散軌跡。
與内地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要求電訊營運商提供用戶數據的做法相比，香港的確有點落後，是香港在抗疫大數據分析的嚴重短板。可能政府擔心的是個人私穩問題，但筆者認為他們過分憂慮，所謂「非常時期採用非常手段」，所有合理並有利抗疫的舉措都可以凌駕法律，而相關的公眾數據獲取任務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實時性數據分析方面，上述非全自動、間接式從處所獲取密切接觸者行蹤數據的方法明顯反映出過程中的漏洞。在精準度方面，問題亦與現時安心出行的操作息息相關。安心出行採用被動式離散採樣（discrete sampling）方法，用戶要在進入處所前必須進行掃瞄。現階段全港設有23類處所，包括商場、街市、超市、餐飲等，都必須掃安心出行及展示疫苗接種證明才能進入。
可是這些處所並不包括所有市民可以出入的地方，例如交通公具、戶外公園等，若然某患者只在公園內徘徊的話，他的行蹤便沒有記錄，大數據分析技術便無用武之地。與内地比較，雖然内地的採樣方法也是離散式的，但由於行蹤數據是主動獲取，而且採樣範圍並不受限於指定處外，因此樣本容量（sample size）較大，有助大數據分析。
再者，進入處所時負責人漏掃，以及用戶離開處所時忘記按撤離鍵等情況在安心出行方案是可能會出現的，而這些漏洞在内地都不構成問題。
疫情後政府應積極採用大數據
從另一角度考慮，除了數據容量之外，數據分析模型亦非常關鍵。現時政府主要是以二分法（dichotomy，即「有或無」）處理密切接觸者案例，沒有為感染者的嚴重性分等級。簡單而言這做法採取「寧濫莫缺」戰略，覆蓋率高但精準度低，會嚴重影響追溯傳播鏈的成效。與此同時，這方法在運算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大量的不確定數據，大大增加分析的複雜性。
回頭看，政府早於2017年12月首次發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之後於2020年又發布2.0版。推行「智慧政府」，提升政府工作效率是藍圖中重要任務之一，而公開數據、大數據分析等計劃更首當其衝。然而，從今次抗疫行動中看來，政府在落實這些大計上的進度似乎非常緩慢。
經一事長一智，筆者希望政府領導層經此一「疫」能恍然大悟，真真正正了解到大數據對社會管治、未來發展的必要性，把大數據視為香港疫情後重建的頭等任務。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