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社會整體貧窮，加上人口急增，政府教育經費又緊絀，很多兒童無法上學，「失學兒童」比比皆是。1957年，香港《華僑日報》開展救童助學運動，資助學童讀書，助學運動持續近40載，受惠學生數以十萬計。
多子家長的救命草
60年代沒有免費強迫教育，很多私校（學店）唯利是圖，規定每月3天內繳清學費，否則欠交學費的學生會在課堂上被「唱名」。那時候的私立中學學費每月大約30元至40元，而家庭平均收入每月200元，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讀書，家長實在吃不消，《華僑日報》助學金就成為他們的救命草。
我手上有一份60年代的助學金申請檔案，那是賽馬會委託《華僑日報》辦理的助學金申請表，因為要填的資料很多，表格尺碼頗大（闊17吋、高10吋）。助學金由馬會捐出，《華僑日報》代辦審批手續。
每位申請人只能在《華僑日報》助學金和賽馬會助學金兩者之中選擇其一，不能同時申請兩個助學金。這份檔案填報年份是1961年，申請人是12歲姓關女童，她就讀油麻地威靈頓英文中學附設小學六年級，每月學費35元。關氏一家6口住大坑東徙置區，每月租金7元。
一家之主的關先生任職藤器工人，每月工資200元，關妻是家庭主婦，沒有收入，4名子女分別15歲、12歲、6歲和4歲，老大在麗澤中學讀中二，學費36元；老二是今次申請人（早一年已獲每月16元助學金）；老三讀小一，學費12元。單是3條「化骨龍」的學費已要83元，你叫關先生如何負擔？幸好有《華僑日報》和賽馬會的助學金施以援手。
社會人士 一呼百應
《華僑日報》在1957年發起推行救童助學運動，最初由《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以及名流馮秉芬率先捐款作基金，一呼百應，社會人士和讀者熱烈響應。荷李活道的《華僑日報》每年暑假辦理申請助學金時都會出現學生長龍，一直排到文武廟前。後來香港賽馬會也設立助學金，交《華僑日報》代辦。
筆者朋友區明耀60年代開始任職《華僑日報》營業部，早年便是由他登記助學金受助人資料，每月負責派發支票給受助學生，學生必須親到荷李活道報社領取支票。為免助學金被濫用，《華僑日報》會派童軍和義工上門作抽樣家訪。
朋友之中，很多都是當年《華僑日報》救童助學金的受惠人，不少後來成為社會知名人士，他們談起昔日到《華僑日報》領支票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他們都十分感恩。
救童助學運動包括4方面：一、中、小學生助學金；二、大專學費免息貸款；三、資助新界偏遠地區鄉村學校興建助學亭，避免學生上課前後日曬雨淋；四、資助兒童福利機構增添設備。後來雖然有9年免費教育，社會日趨富裕，但救童助學運動仍有需要，因為單親家庭、破碎家庭和新移民家庭，仍需要關懷與援助。
《華僑日報》1992年賣給《南華早報》，《南華早報》便接手管理救童助學運動，直至1995年1月12日《華僑日報》停刊，持續近40年的救童助學運動終於完成歷史任務。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