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兆申驀然無聲無息地走了。我在與他的遺體告別時確認了這個事實。可幸現在有微信，在他走前我們還交流一些觀點，這有助我憶述古兆申的另一面，希望消除一些誤解。
始於盤古的緣份
古兆申是詩人、文人、崑曲專家。他的著作、他朋友對他的憶述都看到了。我與他自1972年參加《盤古》雜誌以來已經有半個世紀，其間在1978年《盤古》雜誌停刊是分界線，《盤古》同人分道揚鑣，接觸便少了，古兆申便集中讀書學習，取得博士學位，但是他只遊走於各文藝團體之間，從事文藝方面的工作，過着逍遙自在、淡薄名利的生活。
我與他的接觸基本限於每年春節在文樓及我家的老友團拜活動，偶爾我出席一些中國的藝術演出會相遇。其間的25年接觸不多，對他的生活也不大了解。
直至2006年，我們組團去北京，參加文樓在國家美術館的作品專展及北京美術學院的文樓工作室開幕。又於2008年參加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辦的「江浙崑曲觀賞團」。我近年與《盤古》同人都偶爾安排聚會，但是隨着大家年紀大了，或有病患，或行動不便，加上疫情影響，已難以為繼。
可幸古兆申尚肯使用微信，反而在網上多了交流。梁秉中教授一直很關心他，數月前託我致以問候，古兆申回覆說：「疫情期間，更少外出，最近開始研讀《周易》，頗多趣味。偶然吹簫弄笛，亦自得其樂！」梁教授隨後去他家拜訪兩次。我因事無緣見面。
我與古兆申各自有不同的生活圈子，在我們的交往中卻沒有疏離感，我常形容他是「朋友加兄弟」。在《盤古》時期，每個周末都聚在一起，共同編雜誌、讀書學習。同時跟着「古仔」涉獵文學、電影、文藝表演，從而了解他的文學觀、電影欣賞、中國的文藝表演、樣板戲等等。
在電影方面，他對內地早期到解放後的電影都能細緻地分析；對於樣板戲中的創新及突破也做出深入評述；在一起旅行時，他會對食物的美味描繪得有聲有色，使大家吃得滋滋味味，久久難以忘懷。那些日子是使人難忘的。
在《盤古》雜誌停刊後，古兆申轉向辦文學刊物，我就沒有參加了。但是，近年我與古兆申再聯絡時就集中對政局、中國文化的評論方面的交流了。而他的觀點在下列兩本書中已有基本的闡述，我可以補充的是他最近的讀書心得。
雙程路與我們走過的路
第一本書是根據盧瑋鑾訪問古兆申的紀錄而於2010年出版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另一本是2015年由關永圻及黃子程根據陳文鴻在理大中國商業中心舉辦一系列「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而編的《我們走過的路》中，古兆申寫的序──〈政治運動的虛擬性與現實性〉一文。這篇文章反映古兆申對政治運動的理念與現實、後果的分歧甚至悲劇性結果的分析。
在文章中論述了我們那一代經歷了由中國留學生發起的「保釣運動」、香港大專學生的「認中關社」、「國粹派」和「社會派」發展的社會背景及局限，也可以算是一種反省。文章其實在最後為本文題目提出解答，就是「應急性的運動，不能代替制度管理」，「成熟的民主總是依託一個制度體系」。這也算是古兆申對政治運動、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性文章。
至於《雙程路》的出版，古兆申告訴我，盧瑋鑾很有心，看到古兆申在文學、文化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人很低調，又大病一場，因此趕快與學生訪問古兆申，出版此書。古兆申自己花了大氣力對書稿作了認真的修訂。
古兆申在《雙程路》中對那40年的社會發展、民間思潮及相應的出版及文化活動，既是積極的參與者，也是評論員，仍然是「無我」的本色。最後，用他自己的話說：「今生無悔！」
對於古兆申與《盤古》雜誌，有朋友認為那時候是他的極左時期，文革後打倒四人幫，感到失落而轉研崑曲。其實不然，他並未因文革而失落，但是當年確是沒有了搞政治運動、出版如《盤古》等同人雜誌的條件。
他作為《盤古》主要編輯，在《雙程路》中作出辯護，重點地指出《盤古》曾刊出過不少有份量的文章，例如包錯石的〈從匪情到國情──研究全中國〉、周魯逸（么華）的〈要解放台灣應先收回港澳〉。他也澄清《盤古》對不同意見的文章一直持開放的態度，刊登及討論。去年，我為了讓大家有個紀錄，把《盤古》共118期的重點內容拍照及存電子檔，分贈給各位同人朋友留作紀念。因此上述紀錄可以印證我的說法。
對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政治變動，我們也深受衝擊；但是，我們都是一群熱愛祖國的人，我們也曾是共同努力學習中國歷史文化、不同的政治理論，包括西方自由民主、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史、毛澤東思想等等的一群，直至今天，我們仍然不斷吸納新的知識，互相交流。那個時期這一群同志知己，相聚時涉及的話題內容及深度，就是無法在其他圈子裏找到的。
當你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從歷盡戰亂、人民飽受苦難中有機會重建，不論在理論、制度、實踐方面都是大考驗，是一個尋找路向的過程，其間難免出現錯誤，即如古兆申指出，「政治運動的虛擬性與現實性的矛盾及悲劇」。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在很多挫敗中前進的。
可幸，我們的國家能吸納教訓，很快就作出矯正，走出自己的道路。關於這一方面的觀點，古兆申認為是歸功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讓我談談我們之間在這方面的交流。
天人合一、齊物的智慧
過去我們常嘲笑「古仔」是唐朝人。但是因為工作及活動，他並沒有拒絕使用電腦、電郵，多年前他曾給我讀他寫的論述阿當斯密的書稿，可惜我那時太忙、沒有空細讀，結果也沒有出版。
有了智能電話，他要與內地及香港的朋友聯絡，也用上了微信，於2018年底一次《盤古》的聚會上，「古仔」加入的我們的微信群組，當年陳樹衡仍在，我們每年春節前都收到陳樹衡的為《盤古》各人寫的春聯，「古仔」在微信說：「我日前夢中得一聯，『觀山雲影動，望月清輝移。』橫額：『偶看窗外』，想請老陳幫我揮毫。」現在兩人都已作古，悵然！
我與古兆申也常交流讀書心得。我必須指出，古兆申其實對哲學、社會科學跟他的文學研究是一樣認真、很講邏輯的。當涉及文學、藝術的話題，我就靜靜地聽他娓娓道來。但是，我們在政治、歷史、文化等話題交流較多。
2019年香港亂局下，我們都對很多年輕人的知識水平低而嘆息。我那年讀了很多歷史書，包括錢穆先生對歷史文化的論述，當時，古兆申去了北京遊覽看戲，舊地重遊，他發來微信感概：「火紅的年代確多彩多姿，但也有沉重而虛浮的歷史負擔」。
跟着古兆申病了，生活上很不方便，但是他不想做手術，只看中醫吃中藥，住在廣州朋友家。朋友們都勸他做手術，結果他於2021年中做了手術。其間我們彼此討論時局較多。
2020年的春節，我們取消了去文樓家團拜的傳統習慣。我讀莫言的小說，於是議論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性。錢穆先生逝世30周年，我提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要回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錢先生的歷史哲學論述是中國實現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有力的哲學支柱。
古兆申說：「錢先生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很值得細讀。我們年輕時不理解其中深意，（對他）做了左傾幼稚的『批判』。錢穆先生晚年總結中國文化的要旨，就是：天人合一。這正是中華民族能延綿不絕活了數千年直到現在的智慧。」
「西方文化最大的問題是他們的基督教普世觀神學和猶太教的『選民』意識。這種思想底子使他們永遠高高在上看別的民族，所謂『博愛、自由、平等』就變成虛偽的口號。他們的驕傲不但對人，對自然也如此，不自量力、要征服自然，結果生態破壞，連累一切生靈。他們不懂莊周『齊物』的智慧。」
古兆申另一個觀點是他對「主義」的看法。由19世紀共產主義的出現，到了20世紀資本主義國際化的現實，古兆申認為中國古人對「革命」的定義較準確：「順於天而應於人」。可是人對自然與社會的觀察卻不一定準確。所以鄧小平說「摸着石頭過河」的講法還是實事求是的。革命也許是某些「機緣」，卻是急不來的。
他進一步認為：「主義」（某種絕對價值）其實是神學產物。中國人很早就結束神學（信仰）。西方治洪水靠諾亞方舟；中國靠大禹開河道分流。到了近代，西方勢強，卻相信「物競天擇」，沒有好好理解「天人合一」的道理。近百年來地球給破壞得千瘡百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須與自然和諧共生。
中國文化的傳統是按照現實的變化和需要不斷檢討文化傳承的價值。中華文化的復興應該回到這個根本。鄧小平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很中國式的思維，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源頭也來自《易經》。
發展的繼承
我讀了馮有蘭的《中國哲學簡史》，那書是他年輕時期在美國留學時所寫的中文版。馮友蘭當年的才華及成就把胡適也比下去了。我找出文革時期《盤古》出版的《馮有蘭的道路》重讀，該書收錄了馮友蘭自我批評的文章，我今天的看法是馮友蘭的自我批評錯了！
我與古兆申談起，重提馮有蘭有對傳統文化「抽象繼承」之說，古兆申認為應更正為「發展的繼承。這種繼承是傳承和批判的辯證繼承，我們必須傳承幾千年寶貴的歷史經驗，但也要批判其中過時、不合時宜的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吸納新的東西。」
古兆申把繼承提高了一個層次及賦予積極的意義了。他說：「中國在制度上按蘇聯的模式建立『一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融入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元素。比如漢代的『鄉舉里選』制及今天幹部從一鄉之治、依政績升遷至縣、市；再由地方到中央。而所謂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其實都是臨時『客串』，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孫中山、毛澤東都是終身的革命家，一生思考中國人如何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這些政治家都是很有學問的。」
中國今天奉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對社會主義結合中國的實際「發展的繼承」，而且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理念。
以上我只節錄並轉述古兆申對政治、中國文化的觀點。我們這一代人，自少年時期就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對於中國文化矢志不移的熱愛是我們的共識。雖然大家在不同的領域發展事業，我們都與古兆申一樣：此生無悔！來生還要做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