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的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貝爾弗中心，Belfer center）於2021年12月發布了報告《科技大競爭：中國對美國》（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USA），對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科技技術發展狀況做出了詳細的分析。
報告作者，來自於哈佛甘迺迪學院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亦與谷歌前總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同時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這一主題的專欄文章，他們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5G、量子資訊技術、半導體、生物技術和綠色能源等領域已經超過美國。
貝爾弗中心的研究報告用了一句話來概括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舉國體制」（原文用了”whole-of-society”的叫法，但更普遍的叫法應是”whole-of-nation”）。但它是如何推動中國科技的加速發展的？美國政治決策層需要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研究推動中國技術和創新能力的原因，以便其決策者能夠制定更具戰略性的應對措施。
中美的「舉國體制」差異
中國的「五年規劃」的功能是制定國家戰略發展的優先事項，以及應對中國未來國內和外部環境變化的戰略措施。儘管某些人一直在嘲笑中國自上而下的規劃體系，但中國的規劃及決策，儘管不是沒有瑕疵，但總體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特別是中國在過去10幾年的快速發展顯得尤為突出。
最近，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採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例如對高端半導體芯片的制裁，但這種制裁反而促進了中國自身的科技發展和科技獨立。芯片業內，世界上許多人都預計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芯片產業在高端領域能趕上台灣、韓國、日本以及歐美國家。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近期發布了數字經濟相關發展政策報告，其涵蓋了中國未來5年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特別是大數據的發展）、關鍵傳統產業和關鍵技術的數字轉型、以及公共服務的數字化。
政府通過相關政策扶持產業這一舉動並不新鮮。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經濟大蕭條後，亦是通過「羅斯福新政」振興了美國經濟。日本、韓國、台灣和新加坡亦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通過確定各自的工業政策和優先戰略定位，使其經濟快速增長。其他許多國家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政府扶持。
但中國在推行自上而下的規劃政策的同時，也在讓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興起，他們加上原有的國有企業，形成了中國獨特的二元經濟結構。
國有企業提供如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等公共物品，他們不僅僅以狹義的經濟效益作為首要考慮因素，而是更多的來履行其對人民的部分社會責任。這些公共物品亦為中國的所有企業的運營提供了支持，包括外資企業和本土企業，從而進一步為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創造了一個更有效率的生態系統。
此外，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和民間企業之間的紐帶，不斷引導資源流向政府規劃的優先產業，同時通過融資、孵化初創企業和公私合營等方式，支援其轄區內的企業。這種分層方法確保了國家資源支援實現最為關鍵的目標，同時提供凝聚力和韌性。
這為什麼會發生，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中國由古至今的戰略思考
自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在深思該如何振興中國。他們深刻意識到，相較於其他方法，科技將是振興中國的關鍵。
隨着時間的演變，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發展了諸多的思想和哲學，而歷代的中國人亦會從中尋找、發展、調整、吸收和學習，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正是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加上對西方政治思想如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共同構建了成為了中國現代思想的基石。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演講中，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以史為鑒，展望未來」的意志。在中國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這種包容和瞻前顧後的心態以及方法亦可從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所做的一切體現出來。
面對科技制裁等威脅，中國將堅定不移的採取行動去中和這一威脅。在中國政府提出明確和合理目標的大前提下，人民和企業願意且致力於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計畫和政策，並為之而付出努力。
在中國運營的西方跨國公司的企業家們比政客們更了解中國。前蘋果大學的顧道格博士（Doug Guthrie）強調了為什麼中國對蘋果的成功至關重要。作為蘋果公司的全球供應鏈中心，中國的供應商集群、勤勞的工人以及來自當地政府的支援為企業運營創造了一個無與倫比地可靠的，以及成本、品質和時效性都最優化的結構。
蘋果公司和其中國合作夥伴共同創造了蘋果產品所需的智慧財產權，實現了雙贏，蘋果亦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企業。
同樣的故事亦發生於特斯拉和英偉達。2019年，當特斯拉在美國經營遇到困難時，中國政府幫助其從幾家中國國有銀行獲得14億美元貸款，容許了其在上海的超級工廠的建造，並給予土地、基建的支持。這一舉動扭轉了特斯拉的命運。如今，特斯拉作為中國最暢銷的電動乘用車品牌，其在全球的交付量有一半來自於上海的工廠。中國對於特斯拉至關重要。
同樣的，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美國半導體公司英偉達亦從中國對汽車芯片的巨大需求中獲益匪淺。英偉達副總裁阿里‧卡尼（Ali Kani）強調了中國充滿活力的電動汽車行業對公司拓展全球汽車業務的重要性，並預計公司未來6年將實現80億美元的汽車業務收入。
與此同時，許多美國科技公司亦在中國經濟中獲益，並能夠理解中國政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而這些公司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將公司的中國戰略視為一種雙贏戰略，在其戰略規劃中，他們自己和中國都將是贏家。
這樣的戰略思考同樣適用於國家層面。儘管貝爾弗中心的研究將中美之間的科技關係稱為”Rivalry”，意即「有對抗性的競爭」，但更具建設性地思考中美科技發展關係，更應是「在必要時競爭，在適當時合作」。科技，可以幫助改善人類的生活，因此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推進這一發展進程應該是世界上所有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