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讀書人都盼望或擁有一本文藝雜誌，作為文藝知識的啟蒙和新知讀物。在網絡發達、時間碎片化的時代，這類雜誌的存在無疑更形珍貴。
即便如此，不少香港人仍孜孜不倦營辦刊物，包括《字花》、《迴響》、《就係香港》。今年7月，三聯書店更乘勢推出《讀書雜誌》，諸多學人名家紛紛應允擔任編輯委員。總編輯周建華表示，希望做到「文化傳承、文明互鑒」，讓兩岸四地的學者、文化人交流。
資深與新鮮的出版人怎樣看待這股趨勢？他們心目中，一本成功的文藝雜誌又該是如何的呢？
黃子程憶博益：文藝雜誌重啟蒙
著名作家、前《博益月刊》主編黃子程教授認為，讀書重在啟蒙：「學習如何做人、思考世界各種問題，《讀書雜誌》的編輯方針應該圍繞這個目標，即要包容多個角度的觀點，也要有深度的寫作內涵、多元的作者群，才能令讀者有接觸，並較全面地了解新知識的可能。」
他從自身閱讀經驗出發，期待一些可以精煉地解釋社會現象、點出要害的文章，專欄旁邊亦有其他文章適度補充猶佳。而就算這個時代已經過氣，但重要的東西也應該介紹，「就算無人記得亦舒，也應該有一些文章談論。文學是一條長河，一定要認識不同時代的東西。」
黃教授又指出，人是孤獨的個體，讀書需要朋友來互相交流、激盪思想，而《讀書雜誌》正可以擔當這樣的角色，發掘一些令人驚艷的文章挑戰受眾的固有思維。但是，辦讀書雜誌也不能過於曲高和寡，議題仍要與社會息息相關。「當年編輯《博益》時，要推廣閱讀文藝雜誌是很困難的事，到中學演講，100多人只有3、4人訂閱。反而八卦雜誌最暢銷，因此決定開創『文藝八卦』雜誌，順應讀者要求。」他回憶說。
作者群可謂決定了一本雜誌的取態與內涵。他指出，當編輯需要平衡選擇，即需要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吸引讀者，也需要培養新的作者。可笑的是，新作者沒有知名度，而有知名度的人，文章未必有新意，故寄語作者：「如果一個人長期困在自己的書房作文，就算他有多了不起，也會漸漸與社會脫節（fade out）。」
林沛理：出版業發達是成功前提
而曾經擔任《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香港01》執行總編輯的林沛理則指出，一本文藝雜誌的成功不是偶然，要歸功於背後整個出版業的成功。發達的出版業需要有出版自由，自由在於不單願意出版預期暢銷的書籍，也出版具深度的書。這十分依賴出版社編輯的判斷、對文化的承擔，否則社會便沒有好的書籍，「香港作家有許多優秀的想法，卻沒有成功出版。」他感嘆道。
林沛理以英美的文藝雜誌為例，「他們的主打都是書評雜誌，包括London Review of Book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都被外界視為重要的文化旗艦雜誌，甚至影響整個歐洲。他們也會評論非暢銷書籍。」他認為，香港文化圈雖然有這樣的抱負，終究只是有名無實，因為圈子很小，加上許多評論者與作者都是朋友，因此，「華人寫書評好多包袱」。但擁有大量的作者資源，才能辦好一本雜誌。
另外，他也指出「沒有觀眾的電影不算是電影」，這些成功的英美雜誌不單影響力大，同時也具備龐大的市場，例如《紐約客》（The New Yorker）在疫情期間的讀者人數急升，正是因為美國的文化資源充足，「一本文化雜誌成功與否，象徵着當地文化氣候強勁與否，市場反應是很好的寒暑表。」
鄭明仁：可以服務不同讀者群
歷任電台和報館記者、總編輯的鄭明仁認為，文藝雜誌不用過於保守，甚至可以服務截然不同的讀者群，「就像《明報周刊》有Book A與Book B，兩者的讀者群完全不同。《讀書雜誌》應該做一本小冊子附在雜誌中，這個supplement可以是一個專題，甚至走前一點、衝擊一點。」
同場的《亞洲週刊》編輯黃宇翔對此深有同感，認為《讀書雜誌》應該講求思想解放、無禁區，就像台灣的《人間雜誌》，每期尋找能夠回應社會問題的主題。而且雜誌應該是亞文化的代表，不要人云亦云，可以多做人文攝影、報導文學，就像台灣雜誌探討韓國罷工、當地的亞文化。他表示，打破禁忌不一定「政治敏感」。
新一代文化人、香港教育大學講師關仲然則認為，內容重要但排版也不妨開放、前衛一點，參考台灣的《新活水》、香港的《就係香港》和英國的全球性議題雜誌Monocle，吸引讀者之餘，也能夠突出雜誌背後獨特的城市聲息。
無獨有偶，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曾經出版《小學生古詩遊》的葉德平博士也認為，文藝雜誌要給讀者一個清新的視角與深度閱讀，並要兼具生活化，例如呈現一下作家的生活。他覺得，低俗與爾雅只是相對的概念，編輯不要因為覺得低俗而放棄某些主題。
對於他常常接觸的年輕一代，文藝雜誌對他們來說會否太過枯燥乏味、難以消化？他認為，「或許中學生未必能夠完全消化內容，但是受眾的素質會隨時間而提升，雜誌其中一個角色便是培養受眾閱讀更具深度的文章，而且學生擁有最多時間來閱讀，而且一本文藝雜誌更像一本書，可以儲存到將來再讀，又別有一番風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