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冠疫情逐漸受控，這幾個月以來只有零星確診，而且大部分都是輸入個案。過去一年疫情肆虐，港人到內地要隔離，大大影響他們上學、行商、探親、旅遊等，造成諸多不便，甚至乎引發不同的社會經濟問題。
因此，最近在疫情趨穩定下，市民自然希望盡早回復通關。政府亦了解這逼切需求，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於9月底率領官員和專家前往深圳，討論兩地免檢疫通關的可行性。
內地不願接受香港提案
雙方的討論議題，包括香港旅客過關時能否採用「健康碼」申報其健康狀況。政府建議「健康碼」可包含用家的個人資料、健康申報、檢測結果，以及接種新冠疫苗的紀錄。另外，「健康碼」亦紀錄其行蹤。
政府指它們已準備好，可以利用三種不同方法去紀錄用家行蹤，包括一、用家自行紀錄，再由系統對比政府列出的高危地方清單；二、系統列出高風險地方的清單，而用家自行進行匹配及申報；三、經用家同意自動將他的「安心出行」資料上傳至系統。
儘管港方提出不同「健康碼」的方案，但內地官方卻不太接受，原因是兩地對獲取用家行蹤紀錄的做法不一致，而內地認為香港方案未如理想，難以有效地找出不明源頭確診者過去曾到訪過的地方，所以無法杜絕入境港人的病毒傳播風險。
港區方案依賴用家自行在過關時申報行蹤資訊，行動類似於港人到外國旅遊在入境前填寫健康申報表般，可是由於自行填寫的行蹤資訊難以證實，因此這做法存在漏報及誤報風險，故遭內地政府拒絕。
由此可見，如要推行兩地通關，香港需有一個能與內地健康碼互通的港版「健康碼」，而內地要求這「健康碼」必須具備追蹤功能，一旦出現疫情時，能夠找出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和受影響人士。這樣安排才能令內地對香港防疫有信心，才會考慮「開閘放人」。然而，在香港落實這安排又談何容易呢？
用者自付操作有隱憂
「追蹤功能」很自然會觸動到某些香港人的神經，令市民覺得其日常生活被政府監視。筆者認為這想法未免有點杞人憂天，在現實生活中，不少智能應用都有類似效果，例如：電訊商每分每秒都可以知道智能移動電話客戶的行蹤、市民使用八達通時會留下其出行紀錄、電商洞悉網購用戶的個人資料及上網習慣等。
然而，大部分市民都很樂意接受這些服務，因為他們從中可以為自己的生活「增值」，所以在平衡利弊得失之後，很願意放棄自己的私隱權。
既然某些市民擔心「追蹤功能」存在私隱外洩問題，因而抗拒使用，有政客建議讓那些急於過關的市民自由選擇使用港版「健康碼」。這個「用者自付」的方法，表面看來似乎合理，但在操作上仍然帶有隱憂。
香港難以做到全民使用「健康碼」，因此那些曾去過高危地方的非「健康碼」用家，便成為找不到的不明源頭，無聲無色地繼續危害公眾健康，就算那些自願參與使用「健康碼」的用家也難以倖免。大家試想想，在存在輸入風險的情況下，內地又怎會那麽容易放鬆，接受港方建議的「用者自付」方案呢？
歸根結底，在科技層面落實「健康碼」方案問題不大，推行的難處主要是在政策層面。再想深一層，這事件又一次暴露出香港在融合國家大局的過程中，不時會面對一國兩制之間兼容性的問題。
參考澳門防疫工作，它們已推出與內地對接的「健康碼」，所以儘管最近當地曾爆發疫情，政府也能迅速把它控制，珠海政府亦因此而允許當地市民與澳門恢復免檢通關。由此可見，香港要與內地免檢互通，必須爭取與內地防控要求一致，絕對不宜另設一套做法。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