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最近邀請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教授出席「名家講座」，分析在中美關係變局中香港的出路。黃平教授回顧了1971年「乒乓外交」以來中美關係的發展，今期續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中美關係陷於低潮，至拜登總統上台，仍未見明顯改善。
香港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動盪後，面對國際政治環境變化和新冠疫情的挑戰，如何發揮本身的優勢，配合大灣區發展的機遇，在國家經濟「雙循環」發展格局中找到新的增長點？
從「遏制加接觸」到「頭號戰略對手」
黃平教授表示，從美國看世界，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數十年之後，跨國資本的流動愈來愈不受管制，美國亦不例外，產生的後果是經濟失調、製造業外移，虛擬經濟、金融經濟加上服務業，佔國家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大。法國社會科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形容的「社會失範」（Anomie）正在發生。原有社會規範和制度失靈、政治失序、精英失職，從而令特朗普得以上台，導致世界出現百年未見的大變局。
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出現劇變。黃平教授指出，過去美國對中國是「遏制加接觸」，目的是希望把中國納入親美的體系；今日中國則被美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拜登的對華政策是「該競爭的競爭，該打壓的打壓」，最後才是「可合作的合作」，三招並用。
創科業可成為香港新的增長點
這樣的大變局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對香港而言是雪上加霜，還是危中有機呢？黃平教授指出，儘管2020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下調了6.1%，2021年首季卻強勁反彈7.8%，反映香港優勢仍在。「香港過去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是連結中外最好的平台，在內地改革開放扮演着非常獨特的角色。同時，由於香港經濟領先，客觀上幫助了內地的改革開放，包括深圳成立經濟特區和內地沿海成立的經濟特區。」
他認為，今天香港遇到的問題，包括製造業衰落，可以藉發展創科業，使之成為一個新的增長點，反而能重新拉動製造業。他指出：「香港要建成國際性的創科中心，這個我們已經說了許多年了。香港有許多很好的大學，但科研落地，卻步履蹣跚。」如果香港能與深圳合作、與國際合作復興傳統製造業，也可以促進就業。
黃平教授同意，香港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但是，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國際貨運碼頭，今天看來也不像往日那樣牢不可破了。」香港也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紐倫港」的排名依然成立，但這兩個「中心」的地位今後能不能保得住？包括美國要「重新考慮」香港的「特別關稅地位」，以及把「香港製造」視同「中國製造」，這樣，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還有沒有優勢？
紓解高樓價 再難也要開始
他指出，香港最大的產業其實是房地產業，「這個產業以後怎樣往前走？尤其是解決住房難、住房貴的問題，這很難辦，但再難還是要有個開始，我們一步一步解決；改革開放也很難，我們還是一步一步解決了問題。」
「今後看來，（香港）繁榮穩定還是最重要的：既要保持經濟和民生，還要保持社會穩定和安全。經濟方面，客觀地看，如果不注意，優勢的確正在喪失，正如習近平主席說的，『老本吃起來，很快就吃光了』；我們這些年積累的家底，很快就會吃完。」
難題如何解決呢？黃平教授開出的「藥方」，是香港必須創建國際性的創科中心，如此，「不但貿易地位可保，還可以找到新的增長點」。
大灣區商機最多 市場最大
他又認為，香港可從內地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中找到新起點，「這是巨大的市場、巨大的商機、巨大的投資領域」，「眼前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就是廣東省內9座城市，加上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大灣區是內、外雙循環唯一的交匯點，國際化程度最高，商業、金融、法律也最容易與國際接軌。」香港又是「雙循環」中一個真正國際化大城市，本身已是一個城市經濟體，而且連接的不僅是英美，還有東南亞以至「一帶一路」國家。
黃平敎授又表示，由香港出發，從深圳、大灣區到內地，是商機最多、最大的市場，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勢頭，這份潛力。因此，香港和內地要做的，是以法治為基礎的規則對接，並要有制度創新，「這不是拍拍腦袋就可以的， 要靠人才，首先要挖掘現有人才的潛力，不管他學的是什麼；同時，香港在引進人才方面也有非常優越的潛在優勢，可以更高效、更寬鬆地引進人才，尤其是考慮到『一國兩制2.0』（「一國兩制」第二個25年）的人才需求。」
他語重心長地總結，要各類人才各得其所，人盡其才，歸根結柢是「善治」（good governance），「這不是抽象的有沒有民主、有沒有自由，抽象的詞兒都很好用，印度就是the greatest democracy（最大的民主國家），但這是要看實際的社會治理、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的。香港要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善治就是根本，既包括治理團隊、立法會的善治，也包括企業家和普通人的善治，尤其是要讓年輕人找到他們的機會和空間。」在這個基礎上，升級版的「一國兩制」才能實現。
黃平教授：中美關係劇變下香港未來發展之路（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