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身份教育:重回原點的省思

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就在於一國兩制。因此我們需要好好思考「中國香港人」身份的內涵和培育條件,特別是為了延續一國兩制的生命力。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前副主任陳佐洱曾說一國兩制是新事物,須持續發展。確實,社會各界對於一國兩制的摸索確實從未止息,並持續地在探索、更新和詮釋。而在教育中,涉及一國兩制的課題,無疑是身份教育此一範疇。

近期政府決議優化高中核心科目,以及制訂和推行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都顯示香港教育在一國兩制下,所需要和正在產生的種種變化。一部分人會因此而擔憂,甚至要通過海外升學等,將子女帶離開香港教育體制;亦有一部分人感到興高采烈,期望政府在身份教育上能做得更徹底。

事實上,一國和兩制間,有融和亦有張力。上面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正讓我們意識到,身份教育正正顯示一國與兩制這種複雜的關係。到底在這一狀況下,有關身份教育的發展又應如何改變呢?筆者認為在此轉捩點中,正好讓我們嘗試回到原點,重新省思,並尋索在現今社會兩極化下,身份培育的可能路向。

極端立場霸佔了討論空間

回顧回歸後香港身份教育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有以下三條主線:

  1. 回歸後隨着對普選的期望,而發展出對核心價值和普世公民培育的重視;
  2. 回歸後持續推動國情教育下,發展的國民身份認同培育,當中又包括了回歸初期的國情教育、曾蔭權時代的國民教育以及近期推行的國家安全教育;以及
  3. 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民間漸次出現的本土意識,以及由此形成對香港人身份傳承的關注,並主要通過公眾教育和媒體而流傳。

從以上三條身份教育主線,可見從回歸至今,香港身份教育,乃至各種相關討論,呈現了一種雜亂而複合的多元狀態。但當中卻沒有深入探索和認真回答過以下重要問題:

  1. 「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是否必然矛盾?
  2. 同時培育「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是否存在困難?
  3. 最根本的一點,到底國民身份認同培育的認受性及其條件為何?

而從過去香港社會情勢所見,不少人對上述問題的觀點,乃至國家和香港間的問題,往往被極端立場的輿論所引導,以至「中國人」和「香港人」這兩種身份認同在社會中演變成水火不容的理解,這也使一國兩制下「中國香港人」的身份無法成為主流。

前教院公民中心主席李榮安教授認為,學生需要讓自己在真實情境中,感受和體會國情。(鄭州大學圖片)
前教院公民中心主席李榮安教授認為,學生需要讓自己在真實情境中,感受和體會國情。(鄭州大學圖片)

動之以情還是說之以理?

以上三個重要問題的爭論,都集中在上文所提及的第二條身份教育主線,也就是回歸至今一直大力推動的國民身份認同培育中。

在此方面,迄今討論主要集中在學與教策略中情與理的張力。主流的國民身份認同培育取向是提倡「以情引發」,認為國民身份認同的培育主要針對學生對國家的情感。因此國民身份認同教育便是通過不同活動,觸發學生對國家的情感,進而培育他們對國家的情懷。

這種取向為李榮安(2006)和張永雄(2007a;2007b)等學者所認同,指出學生需要讓自己在真實情境中,感受和體會國情。同時在政府於2008年成立「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平台」後,亦通過推行各類中小學內地交流活動,而成為國民身份認同培育的主流。

「薪火相傳」系列下,香港中學生遊學南京明孝陵的活動情況。(香港教育局圖片)
「薪火相傳」系列下,香港中學生遊學南京明孝陵的活動情況。(香港教育局圖片)

另一方面,亦有一些教育學者和人士認為國民身份認同的培育應以「理」為重,強調理性分析和思考的重要作用,認為學生應該通過理性思考、分析和批判各類有關議題,反省和確立自己對國民身份認同的價值觀,從而建構起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

這種取向既見於梁恩榮(2008)所強調以結合批判性思維、議題基礎、公民參與和情感取向為重的「批判性愛國者」培育;也從曾榮光(2011)、胡少偉(2011;2015)等教育學者對理性思考在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價值培育上的重要性的肯認中清晰呈現。

然而,在上述圍繞國民身份認同培育的情與理的討論中,卻始終遺漏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到底國民身份認同的內涵是什麼?有什麼元素構成國民身份認同培育的條件?一國兩制下所構成的這一「身份」有何特點?

這種「身份」如何能既不純粹傾向「中國國內」的理解和模式,同時讓「兩制」下的香港在不超越「一國」的前提下,保存自身的特色呢?這種身份教育內涵所陶成的「中國香港」,是需要政府、專家和教育工作者共同討論和建構的。但輕視了對這一身份箇中內涵的討論,卻造成了至今仍未能填補的教育空隙。

教師眼中的身份真的非此即彼嗎?

要回應現今的教育處境,我們便需要重新思考和回答:到底構成國民身份培育的內涵和條件是什麼?以下筆者便會根據自身觀點、手上的資料,並參閱國際學者的討論,分享一點淺見。

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內涵和條件,英國著名政治學者米勒(David Miller)對國民身份元素的研究及理解,可以為我們帶來重要的啟迪。米勒針對國家意識(nationality)和國民身份的培育,指出國民身份具有5種元素(Miller, 1995; 2000),包括:

  • 具有共享信念和共同獻身精神;
  • 具有持久歷史性;
  • 具有積極參與的品性或特質;
  • 和特定具體地域連繫一起;及
  • 共有大眾文化。

基於米勒所提出的這5種元素,筆者以及所參與的一個教育計劃團隊於去年曾進行問卷調查,收集現今香港教師認為國民身份認同培育應具備的條件。團隊列舉16個選項加上其他共17個選擇,讓教師各自選出5個他們認為最適切的條件。結果錄得11個條件超過百分之40或以上教師選入5個條件。當中的內容和立場分布,令研究團隊感到有點意外:

國家聯繫與規劃

  • 理解及培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自己為國家一員的認同感
  • 認識國家的歷史發展
  • 認識和理解現時國家發展與自身乃至香港發展的密切關聯
  • 培養學生思考自己如何參與國家發展策略,以及積極參與其中的意識
  • 認識國家的發展現狀和策略,如大灣區規劃、一帶一路等
  • 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文學、藝術、風俗等

香港獨特位置及性質

  • 理解及認同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香港的核心價值
  • 認識和理解《基本法》內容及其對香港與國家關聯的重要性
  • 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性,如高度自治、獨特社經制度等
  • 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與國家的聯繫及對國家發展的參與
  • 認識香港本地文化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互動及加以轉化

有別於坊間的兩極化的偏見,主流教育工作者其實相當切合「一國兩制」的中庸想法。(亞新社)
有別於坊間的兩極化的偏見,主流教育工作者其實相當切合「一國兩制」的中庸想法。(亞新社)

經過近兩年的社會事件以及社會的兩極化,坊間好像已形成了對教師的兩極化印象,覺得他們不是反共,便是愛國,非此即彼。然而,從以上受訪教師所選擇的國民身份認同條件來看,它們卻頗符合我們一般所認為的「一國兩制」想法。

一些選出的條件,如「理解及培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自己為國家一員的認同感」、「認識國家的歷史發展」、「認識國家的發展現狀和策略」等,固然是側重於「國家聯繫與規劃」一類,即重視國家為首要的格局,以及國家與香港不可分割的關聯。

但另一些條件則可歸為「香港獨特位置及性質」一類,即重視香港在國家大格局中的獨特性,特別是「一國兩制」下賦予香港的獨特之處,如「認識和理解《基本法》內容及其對香港與國家關聯的重要性」、「理解及認同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香港的核心價值」、「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性,如高度自治、獨特社經制度等」等。而且「國家聯繫與規劃」和「香港獨特位置及性質」兩類條件在全部11項條件中所佔比重幾乎相同,並無明顯偏向任一方面。

從教師所選出的這些條件中可見,有別於坊間的兩極化的偏見,主流教育工作者眼中的國民身份認同培育,其實是相當切合「一國兩制」的中庸想法:既肯認香港在國家大格局下的應有位置,以及培育香港人作為國家一份子的歸屬感和參與感的重要性,同時也重視香港人的獨特身份和獨特性。

由此觀之,「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否必然矛盾?教師們所選出的這些條件,能否透過教育下一代,形成課程觀點,從而凝聚下一代想法,產生新共識,進而形成新的身份內涵和認同?若能達致此點,「中國香港人」的身份便能誕生,並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尋索中庸之道

以上教師們所選取條件所呈現的「中國香港人」身份,正好讓我們重新審視現今乃至未來香港教育和社會的路向。

「中國香港人」的身份,意味香港在回歸後不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的一部分,與國家唇齒相依。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而一國兩制正構成兩者關係的基礎。因此,在身份建構上,我們也需要回到一國兩制這個原點,尋索如何在一國兩制下,建構「中國香港人」身份的內涵和認同。

然而,回歸20多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走上的道路,卻總是糾結於究竟應傾向「中國」還是「香港」,甚至令此兩者好像愈來愈無法相容。這種兩極化的狀況,正是導致年多前社會總體爆發的根本原因。毫無疑問,我們作為香港人,如果不好好去面對「中國香港人」的身份,兼顧「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認同的話,在社會發展和改善生活上,只會寸步難行。而學校的身份教育,正正是為社會建構這一身份的共識和內涵,並將之傳授予下一代的重要社會單位。由此看來,香港身份教育更應該回到原點,重新審視和省思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人」身份。

「香港已死」這種極端的想法,是否其實才是在摧毀香港的光環和獨特性呢?(Shutterstock)
「香港已死」這種極端的想法,是否其實才是在摧毀香港的光環和獨特性呢?(Shutterstock)

當然,眼下《港區國安法》的施行,如果能促使一些站在兩極立場的人移民離港,令持兩極極端立場的人在人口結構中的比例產生變化,或許是結束20多年來兩極化趨向的一個解決方法。然而,這又會否出現變為「一國一制」的風險呢?

縱然一些極端人士離港或者是好事,能減低兩極的張力,但這是否真的有利香港的長治久安?還是會衝擊香港的獨特性和光環,令香港喪失其獨特價值?仍然留港的人,如希望避免這一風險,就更應考慮回到一國兩制的原點,保障香港的獨特性,共同建構屬於大家的「中國香港人」身份認同。當然切忌再走向激化和極端的一邊。

另一方面,雖然近期愈來愈多討論都強調香港已失去了其光環和獨特性,甚至將這種論調推至非常極端,認為「香港已死」,但這種極端的想法,是否其實才是在摧毀香港的光環和獨特性呢?筆者正希望藉著本文,就此帶給讀者一點省思和希望。

身份教育離不開社會本身,而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就在於一國兩制。因此我們需要好好思考「中國香港人」身份的內涵和培育條件,特別是為了延續一國兩制的生命力,乃至香港在國際和國家一眾城市中的獨特優勢,給予下一代美好未來的願景,更應奮力為之。在此回到「一國兩制」的原點,尋找闡釋和培育「中國香港人」身份的中庸之道,將是我們至關重要的任務。

參考資料:

  • 李榮安(2006)。〈序言〉。載李榮安、莊璟珉和蕭偉樂(編著)《國民身份認同與世界公民教育:專題研習、綜合人文科與常識科的延伸》,香港:當代發展公司。
  • 胡少偉(2010)。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回顧與前瞻,《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九期,頁34-46。
  • 胡少偉(2011年12月19日)。〈淺談德育和公民教育的教學法〉,《文匯報》。
  • 胡少偉(2015年8月29日)。「小學推行校本價值教育的分享」,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和香港教育中心合辦「支援小學推行校本價值教育」講座。
  • 張永雄(2007a)。《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十年回顧與發展》
  • 張永雄(2007b)。〈香港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回顧與發展〉,《青年研究學報》第二期,頁 27-38。
  • 梁恩榮(2008)。〈香港公民教育老師對國民/民族教育的理解和教學法〉,《基礎教育學報》第17卷第2期,頁139-158。
  • 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教育學報》第39卷第1–2期,頁 1–24。
  • Miller, David (1995). On Nati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David (2000).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曾家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