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致辭，被認為是向美國伸出橄㰖枝，但美國沒有回應，反而是隨即宣布對四位中共涉及新疆管治的官員實施制裁。有評論認為這是美國刻意落中方的面子。
近期中國一直採取「戰狼外交」的姿勢，是什麼促使王毅向美國「求和」呢？中美關係緊張，涉及多個課題，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在其中的角色愈來愈重要。
6月17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在夏威夷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進行了7個小時的會談。這次會談涉及多個話題，但從時間性來看，香港很大可能是主要話題。因為人大常委會正是在6月18日召開會議首次討論《港區國安法》草案。
楊蓬會談前一天，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就《港區國安法》問題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重新考慮有關決定。在會談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維吾爾人權法案。兩個舉措都是向中方施壓。楊蓬會談後並沒有聯合公布，應該是不歡而散。
楊蓬會談後，中方在香港問題上擺出強硬姿態，人大常委會罕有在半個月內召開兩次會議，火速通過《港區國安法》，而且國安法第38條把管轄權涵蓋甚至不是香港居民的外國人。從美國角度看，也可能覺得是被中方打臉，七個小時會談是白談。《港區國安法》通過後，蓬佩奧多次評論法例時都用詞尖鋭，因應香港形勢發展採取制裁行動如箭在弦上。
在此時候王毅放話緩和氣氛，應該是想牽制美方。美方私下有沒有回應不清楚，但公開並不馬上回應應該是策略。論職級，楊潔篪在王毅之上。楊蓬會晤後中方根本不理睬美方的意見，現在派王毅這個較低級的官員來打完場，似乎不大「啱數」。所以美方的回應是以行動表示不收貨，隨即實施對幾個新疆官員的制裁。至於會否制裁涉及香港問題的中方官員？要看中方下一步棋怎麼走。
中央和特區政府不願意承認管治失敗
香港本來是內政問題，社會動盪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加上香港人抗拒北京過度介入香港事務所引起。可惜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管治的失敗，上綱上線打壓香港公民社會，香港問題成為國際關注的問題，國安法的訂立更威脅多國在香港的利益，形成「攬炒」局面。
40年前，鄧小平在啟動中國的改革開放時，為對外關係確立「韜光養晦、絶不當頭」的方針。這是富有戰略智慧的方針，讓中國在有利的國際環境內發展，中國在過去30年全球一體化的大潮流中乘機得到極大的好處。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重創西方經濟，中國加速度縮小與第一強國美國的差距。習近平在這個背景下上台，很快便拋棄了鄧小平的外交方針，取而代之的是大國崛起、中國夢、「一帶一路」、「2025」，甚至是戰狼外交⋯⋯
美國再不是30年前隻手遮天的唯一超級大國，但仍然是頭號強國。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過去10年是縮小了很多，但仍然不小。而更重要的是：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建立並領導着一個強大的國際聯盟網絡，包括前面提到的G7、以英語系發達國家組成的「五眼聯盟」，在大西洋的北約，在太平洋與澳洲、日本組成的軍事同盟。近年美國把太平洋戰略修訂為印太戰略，是想把印度也拉進制衡中國的聯盟內。
北京把責任推到外國干預
美國對華政策日趨強硬，涉及多個問題。對一些問題盟友與美國是貌合神離。例如貿易戰，歐洲、加拿大、日本等會覺得自己也是特朗普「美國優先」思維的受害者。又例如新型冠狀病毒，中國早期隱瞞疫情，對病毒傳播至世界各地確有責任，但到了後期美國疫情嚴重主要是自己應變無方，豈能只是諉過於人。
但在香港問題上，美國及其盟友的觀點是相當一致。他們同時在香港有重大利益。北京無法解決與香港人的矛盾，反而把責任推到外國干預，甚至探取損害他們利益的政策，他們就不能不有所反應。英國、加拿大、澳洲等陸續採取針對香港的措施，看來是有協調的行動，而且西方陣營應該還有後着。
北京近年強調決策有「底線思維」，即是把最差情況都預計了，就不怕執行政策時所碰到的困難。但「底線思維」並不表示決策的目標是尋底。這種思維的理性一面是為成本設定上限，即是即管政策有失誤或者曲折都輸得起。但現在似乎是極左勢力利用了這種思維非理性的一面，變成作出成本高昂的決策也不打緊。近年北京無論內政外交都愈來愈左，對香港政策亦如是，並非偶然。
王毅在橄欖枝講話中説：「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任何分歧都可以通過對話尋求妥善處理」。又向美方建議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單，包括合作清單、對話清單、管控清單。不知道香港問題是屬於那一張清單，但無論如何都是可以和美國討論的問題。
如果王毅的橄欖枝並非只是姿態，而是回歸決策理性，應該是好事。但香港人難免感到傷感的是，如果北京可以和美國有商有量，為什麼不可以和香港人有商有量？國以民為本，當權者與人民有矛盾，不是也可以像王毅所講，「任何分歧都可以通過對話尋求妥善處理」嗎？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