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研院讀中國自由主義
中央研究院是在台北市東南邊比較偏僻的南港。院內幾十座研究所和中心建築，日間並不熙攘，晚上更是謐靜。
這研究院由國民政府成立，蔡元培是首任院長。1962年胡適就是在任院長期間逝世。現在院旁的小山上還有他偌大的衣冠塚。
寫這段文字時我來了中研院約兩星期。每天早上起來，在學術活動中心地下的地方喝咖啡吃早餐時便開始閱讀。
每天都經過胡適橋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借用給我的辦公室，手中拿着的，總是中國自由主義或海耶克（Hayek）的書。
來了之後較先讀完的一本書，是關於19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書，裏面論述到抗戰時期兩次的立憲運動。
立憲，其實正是清末以來中華民族建立現代民主邦國的政治理想。黨治凌駕憲治，卻是神州現代化的政治現實。
其中的例外，當然是今天民主化的台灣。20多天後，他們便又再次民選總統了，雖然台灣的法治要改善的地方大概不少。
從這方面看，國民政府下的立憲工作還是有開花結果的。戰後為中華民國憲法進行草擬工作的當代儒者張君勱的思想和努力，很值得重視。
中國自由主義在黨治下沒有生存空間。只有當黨治乏力，或是在極權恐怖弄至國將不國時，自由思潮才能在華夏大地掙扎出來。
我在12月18日在中心的演講，談的正是後者一位少為人知的了不起人物顧準。讀他的文字，看他的經歷和奮進，常使我不能自已。
海耶克和鄂蘭（Arendt）這些思想家對我們的重要性，正是他們對極權主義深刻的批判對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影響。
上星期重讀周德偉這位1931年在倫敦經濟學院跟隨海耶克讀書的學生的文章，讀到他1951年隨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在今天叫紫滕廬的地方跟張佛泉，殷海光等組織讀書會，從深入的學理角度將海耶克，米塞斯（Mises）等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引入到台灣知識分子的語境內，開展了《到奴役之路》和其他相關思潮對中國自由主義的影響。
胡適在那個時候已很少細讀哲學和社科的大書，但卻通過周德偉，了解到海耶克式自由主義的重要。這點從他在《自由中國》編輯部的演講和日記中都可以看到。
我有幸在過去幾年，不時有機會在中研院的環境下讀書，思考，寫作，交流。在學問上中途出家的我走得很慢，但我打算繼續慢慢的走下去。
今次來到，得知中心的前輩學人蔡英文（不是總統蔡英文）已離世。
五年前我初來，還和先生共晉午餐和出席研討會。記得多年前在書局看到先生的著作，討論到的思想家，都是我十分關注的。先生的文章，使後學如我，得益不少，特別是關於奧克肖特（Oakeshott）和鄂蘭的學問。
二、文革期間被囚禁仍要寫書
讀書之餘，也在誠品看書。
赫然在書架上發現，一位身陷囹圄11年的友人，原來在失去自由的那段時間，努力寫成了一本批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大作。
這讓我想到，大陸經濟學家孫冶方文革時被單獨囚禁七年，期間整天在獄中，反覆背誦着自己要寫出來的著作，出監後變成是幾十萬字的論著。
朋友重獲自由的消息，我從報上讀到，卻一直沒機會跟他聯絡上。
記得當年往牛津探望時，他跟我說畢業後回到香港，要辦一本學術期刊。後來他真的辦了，還叫我投稿。只是我很愧疚，那幾年什麼也沒有寫出來。
他這本書我沒有買。但看到書我很高興，相信他現在是安好的。
三、多情的羅隆基背後的故事
讀章詒和寫羅隆基的情感生活，原本不大感興趣，雖然她說，政治和女性對羅的一生同樣重要，要了解這位民盟領袖，兩者缺一不可。
讀過之後，還不很是味兒。
文章快要結尾時，章這樣說：
多情的羅隆基，原本也絕情。或者說，他的寡義是在多情的掩蓋之下。
其實多情濫情，我愚笨不能分。我從前讀奧克肖特的感情生活，也很不喜歡。只是讀過章詒和這篇文章之後，好像懂多了一點點。
起初看到章詒和此書寫羅的感情生活時，我並不打算買，雖然書也談到翦伯贊，丁家駒，李文宜。但讀到以下這段文字，我改變了主意：
我們民族很偉大，也很悲哀。從思想意識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條堅韌的臍帶維繫着內在連續性。沒有一個國家能滅絕它，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改變它。中國只有從內部生發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導致它產生實質性變化，達到冼心革面，焕然一新。而我們每一個人，就屬於這力量的一部分。
能整天與書和閱讀打交道，是很大的福氣。這是要感恩的。
四、中國的「海耶克」──顧準
12月18日在中研院完成了關於顧準的講座。
其實，很多學者和其他人一樣，都不知顧準是誰。那些知道的，和我進行了很有意思的討論。
簡單的說，顧準（1915─1974）為什麼重要？
第一，1957年，中國剛實行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經濟時，他頭一個指出，沒有價值規律和價格機制（這些都是馬列毛要取消的），根本不可能實行中央規劃。
後來他被打成右派，卻成為共產中國主張市場改革的第一人。
第二，1959年大躍進大飢荒時，他被下放到災情最嚴重的信陽地方商城勞改，看到哀鴻遍野，人吃人。
通過他的經歷和觀察，得出大躍進的飢荒是政策造成而非自然災害的結論。這比起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森（Amartya Sen）在80年代提出的現代社會飢荒的出現是權利分配問題而不是糧食不足的解釋早了約20年。
第三，他去世前在70年代初，就人類革命的兩大傳統（即法國和俄羅斯的恐怖統治與英國和美國的漸進改革）的分析，與大力主張跟隨英美傳統的努力，使開放改革後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大受啟發，紛紛在90年代時提出類似看法。
當然還有其他種種。
為什麼讀顧準是這樣的驚心奪魄，卻又不能不讀？
且看看下面兩段：
1966年9月
他們將他從窩棚拖出，按在地上剃去半邊頭髮……當眾毒打，再用磚頭猛擊頭部……鮮血噴出來，濺開去，然後將（他）在黃土地上拖來拖去……繼續拳打腳踢，讓血滲進土裏……
1966年9月至1968年8月，被批鬥之餘，他記下了以下的事：
把書架上……讀過的歷史書從頭複讀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鑒；
系統地讀了馬恩全集20餘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作……
系統地讀資產階級經濟學；
……費四、五個月時間，複習代數，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
……着手翻譯喬安·羅濱遜的《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已成譯稿約40萬字。1968年8月監管開始擱筆。
早些時我把這兩段話讀給太太聽時，哽咽不成聲。
2019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