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衝突已經歷時半年有餘，其間雙方經歷多輪磋商，但是談而不合，合而又散，散而再鬥。從利益分歧、民意基礎、歷史經驗等角度來看，中美貿易衝突將曠日持久，在相當長時期內將維持一定烈度的摩擦，甚至烈度還會有所起伏。
除了時間維度上的久久僵持之外，本輪衝突在橫向方面也涉及了更大的廣度。例如，本輪衝突中，美國的施壓內容不僅僅包括歷史上雙邊所一直糾纏的知識產權保護、勞工保護、環境保護、國有企業改革、匯率水平等問題，而且還拓展到了強制技術轉移、人才政策、產業政策等方面，同時美方施壓的產品和行業範圍，不僅僅涉及中國現有的具有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而且還涉及到中國未來發展所關注的重點產業方向。
從縱向持續期、橫向廣度，以及強度等各方面來看，本輪中美貿易衝突對中國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過程中，中國最為逼切的事情，就是要明確一點：中國經濟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要明確核心利益？
商務部發言人曾經指出，中方不會拿核心利益與美國做交易。那麼中國經濟的核心利益是什麼？例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確實是中方的核心利益。但是這樣的核心利益界定過寬、過於抽象，從而沒有可操作性，甚至無助於消除內部分歧。因此我們需要回答，從可操作性的角度來考慮，中國經濟的核心利益是什麼、在於何處？
具體而言，可操作性體現在以下方面：在雙邊經濟政策的交鋒過程中，在中國與其他國家尋求合作、在多邊平台尋求空間的過程中，取捨的決策在所難免。而哪些方面是中國可以捨棄的，哪些方面是中國要力保的，哪些方面是中國不可放棄、需要堅守的──這些都需要對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有準確的判斷，從而才能決定取捨。
在中美貿易衝突過程中，決策和取捨方面容易出現的一種錯誤的傾向──「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贊成」。首先，這種觀點將自己的立場、決策完全建立在對方的決策基礎之上，實際上是完全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為了克服這種錯誤傾向、做出正確判斷，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也正是對中國經濟核心利益的判斷。
最後，與以往不同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奉行Twitter政治、用Facebook翻臉。一時間，中美經貿關係的不確定性大幅上升，雖然中方的政策力求保持戰略定力，但是也不免發生跟隨性的搖擺。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政策需要錨定一個穩定的目標，從而增強政策定力。而找到中國經濟政策重心的駐錨所在，其關鍵也在於對中國經濟核心利益要有準確判斷。
核心利益的界定及三方面延伸
中美貿易衝突當中，關於中國經濟核心利益的準確界定，可能有不同的觀點。筆者比較傾向於以下這種看法，即：維護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地位，這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利益。
這一判斷，又可以延伸到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目前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地位。其次，中國經濟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上升和發展空間。最後，中國經濟在參與全球供應鏈的過程中，效率與風險的平衡問題。過去40年，中國是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極大受益者，經濟效率大幅提升，但是中美貿易衝突當中所裹挾的中興事件，則提醒我們深度參與全球供應鏈之後也可能面臨較大風險。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體現在諸多方面。從供給端來看，主要體現為中國產業結構的不斷轉型升級、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上述發展能力已經外化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重要地位。
要進一步維護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地位，一方面就在於保證中國的上升空間，一方面是在參與全球供應鏈的過程中，要平衡好效率與風險兩個方面。在中美貿易衝突當中，只要堅持對上述兩個方面具有積極影響，我們的經濟政策方向就不會發生偏離。
在本輪中美貿易衝突過程中，美國同時在前述三個方面向中國施壓。即，一方面，通過強調壓縮中國出口，從而擠壓中國當前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地位；二方面，通過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措施，限制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上升和發展空間；再者，通過中興事件，中國也不得不面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兩難選擇，即效率與風險的兩難。當前，有部分解讀將這些壓力上升到更高層面的分歧，最後這必然導致中美貿易衝突無解的觀點。但是筆者認為，要完全消除中美貿易衝突的難度固然很大，但是，要緩解雙邊衝突、在貿易衝突中維護中國經濟的核心利益，這並非沒有可能。甚至牢牢守住中國的核心利益，有所取捨，中國可以做得更好。
從維護核心利益來看，中國應該怎麼做？
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關注中美貿易衝突是否有解。如果有解，這種解的性質是什麼？
在貿易衝突中，美國對中國的施壓已經和中國的核心利益發生了衝突。但是這種衝突發生在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無解的衝突。美國的部分代表性觀點認為，中國和美國的衝突是根本性的，中國的力量上升就是對美國地位的削弱甚至毀滅。這種代表性觀點認為中美衝突已經超出經濟層面，因此必然導致雙邊較強烈度的衝突，甚至這一衝突可能擴展到經濟領域以外的各個方面。這種觀點不僅在美國有一定市場，而且在中國也很有代表性。如果僅僅局限於這個層面，則中美貿易衝突必將無解，我們只能看到雙方關係緊張程度的不斷升級、甚至失控。
第二個層面是有解的衝突。在這輪中美貿易衝突當中，原來一些親華的美國企業界、金融界人士，也走向了支持對華進行施壓的立場。班農之類的力量存在，早已有之。但是，與中國經貿往來關係密切階層的立場轉化，最終導致了美國國內民意力量的根本性轉變。而這一部分立場轉變所帶來的衝突力量，恰恰是有解的。來自該領域對中國經濟的置疑，更多關注中國如何實現在全球供應鏈當中地位的上升？中國經濟地位上升的方式、手段是否合理，是否可以接受？基於此，美國方面所關注的中國強制技術轉移、市場准入、不合理的補貼等問題，部分可能是存在誤解，更多地可能確實是中國政策存在改進空間。但是不管怎樣，與這部分衝突力量達成和解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而且，這部分力量的改變和轉向，將有望對中美貿易衝突的未來走勢產生積極影響。
基於兩種衝突力量的劃分來看，中國方面不宜將兩者糾纏在一起，不宜過度關注中美貿易衝突無解的一面。否則，中美貿易衝突的悲觀預期將自我實現，真正的演變為一場國際經濟體系的災難。中國應該做的，是將兩個層面的衝突來源劃分清楚：對於無解的衝突，他強任他強。對於有解的衝突力量，則要謹慎對待、充滿誠意的推動達成共識，甚至在保證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有所取捨、積極推動國內相關領域的實質性改革。
同時，在應對中美貿易衝突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策也需要從核心利益出發，避免政策失誤。例如，有觀點認為，美國政府限制從中國進口產品、限制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所以中國的反制措施也應該限制、懲罰美資企業。從中國維護自身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來看，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排斥美國企業，中國至少將部分地脫離全球供應鏈，在一定程度上重回閉門造車的處境。而且，從特朗普稅改的初衷來看，其目的正是要重新將美國企業吸引回本土。中國如果將反制措施強加到美國企業身上，雖然這些企業未必就能回歸美國本土，但必然會對特朗普稅改提供進一步的加持效果，同時有可能弱化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地位。並且，這還可能將前述原本有解的衝突力量進一步推向無解。因此，中國不但不應該制裁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相反，應該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一視同仁地對美國企業實行更為開放的市場准入政策。
從全球產業鏈的效率、風險權衡來看，不僅中國面臨這樣的兩難處境，美國也何嘗不是如此。在2018年8月美國貿易辦公室舉行的內部聽證會上，很多美國企業都表示，對中國的貿易進行制裁，將會在相當大程度上對美國企業、美國經濟造成衝擊。之後，特朗普政府原定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也被迫降至正式實施的10%的水平，同時對加徵25%的舊方案推遲執行。這表明，在參與全球供應鏈的過程中，美國同樣面臨着效率、風險的兩難選擇。
國際經濟體系紛繁複雜，這既是一席觥籌交錯、推杯換盞的盛宴，又是一場你死我活、一較勝負的拳擊台。而在拳擊台上，除了積極進攻、消極防守之外，還有第三種戰術，就是摟抱。處於弱勢的藍方，在扭轉局勢之前，可以摟抱住紅方，這樣紅方就無法再進攻。藍方抱得愈緊，則紅方愈是無計可施。
全球供應鏈也是這樣，中國和美國抱得愈緊，美國就愈難以對中國進行攻擊，而且中國和美國抱得愈緊，也愈有利於中國融入到全球供應鏈當中、並且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因此，在美國決意對全球供應鏈的舊格局發起衝擊的時候，中國要捍衛的不僅僅是多邊國際貿易規則體系，還要努力捍衛現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並且在此基礎上，中國應逆風而上，進一步密切與美國的經濟貿易聯繫，而不是跟隨美國一起對原有的供應鏈體系進行切割。在今後中美貿易衝突的日子裡，中國和美國抱得愈緊、經貿關係愈密切，則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愈小。從此意義而言，在中美貿易衝突當中，中國要強化與美國經濟貿易的聯繫，而不是與之脫鈎。
原刊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