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風波再起,鬧得滿城風雨,10家大學(注意,聯署的下款是大學,不是大學校長)發聲明,「不支持『港獨』,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聲明僅寥寥數十字,看得出是小心翼翼、點到即止。在中國人社會當大學校長,必以北大蔡元培先生為楷模,他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遺訓,成為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座右銘。蔡元培先生任內北大古靈精怪的人和言論多的是,但未見要發聲明表態,因為大家都期望大學是社會各種思潮的特區,理應百無禁忌。要一位大學校長下令禁絕某種論調,應該是勉為其難的吧!
倘年輕人集體沉默 是否我們樂見?
我的疑問是:掛在大學校園的港獨橫額移去了,但學生要寫關於港獨的學術論文,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是學術自由的範疇,還是沒有討論空間的禁區?
上周不在香港,但關心此議題的朋友仍然不斷討論。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老友傳來某院校的民主牆一片空白,是名副其實的洗板──沒有任何標語、大字報,一個字都沒有,就是一大塊白板。這樣的一幅民主牆,又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年輕人集體沉默無語,這又是否我們所樂見?
港獨根源何來 港府須找答案
港獨是死路一條。港獨的相反,應是愛國愛港吧?時下的年輕人要愛國,應該怎樣去愛?回歸以來,愛國組織搞了不少交流團、學習班、國情班,動員大批青少年北上考察,體驗內地生活,增加感情認識,希望從溝通中增加了解,減少兩地青少年的隔膜。可是20年之後,港人的愛國意識沒有增長,反而港獨思潮抬頭,到底是何原因?最令我不解的,是回歸談判的1980年代,香港最有可能託庇英國尋求獨立,然而最終沒有成事,中間既有英國人不願意,更重要的是港獨主張沒有市場,得不到多少人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當年成不了氣候,如今反而變成心腹之患,港獨的根源何來,特區政府必須找出答案。
一個人愛國,多少會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掛鈎,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可是在設計《基本法》時,北京的主導思維是一國兩制,內地和香港有清晰的分界,基本上香港人可以不參與國家事務,也不用承擔一個內地中國公民的責任(不用繳稅、不用服兵役、不用遵循內地法律)。在這種狀態下,一個青年人如果愛國,他/她應該如何去愛?
過往香港人被批評為沒有國家意識,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港人要愛國也不知從何愛起。1970年代大專界的認中關社,從認識中國入手,組織交流團北上學習。但在香港搞「認中」活動,都只是隔靴搔癢,參加不了內地事務,只是在思想上和作風上盡量跟大陸看齊,但很多接觸仍然過不了深圳河。
回歸之後 ,香港雖是中國一部分,但在兩制的原則下,中央政府希望港人治港,內地不干預香港,香港也不要成為干擾大陸的反共基地。八九六四之後,大陸擔心的正是港人過度參與內地政治,攪渾了河水井水。港人支持的大陸愛國民主運動,北京眼中卻是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弔詭的是,中央擔心港人太投入內地政局,會破壞了一國兩制;然而今時今日,香港年輕一代打出港獨訴求,不願跟內地有任何關係(更談不上干預內地了),北京又是否願見這個結果?
大陸可予香港年輕人多少機會?
香港人現在跟內地接觸的機會其實很多。讀書、工作、商務、婚姻等不同領域,都會跟內地人打交道甚至建立更緊密關係(跨境婚姻不斷上升)。為何在這種大量交往的環境之下,香港年輕人反而會出現離心?
「命運共同體」說的不一定是關乎國家大政和個人的命運相連。一般人的要求,或許是更實際的事業發展、活動空間,到底大陸可以給予香港年輕人多少機會?梁錦松任財政司長時,曾鼓勵香港青年北上找尋機會,結果反應負面,有評論甚至斥之為涼薄。因業務關係港人被派往內地工作已經無可避免,隨之而來的是有另一批更勇進的北上創業者,然而成功故事不多。近幾年政府大力推動創新科技,2015年開始更加大對創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其中一個方面就是鼓勵年輕人利用內地優勢,在科技創新和創業上開拓新天地。
然而香港在科技上的投入並不算多,以科研支出佔GDP(本地生產總值)計,南韓(4.15%)、深圳(4.02%)、日本(3.49%)、台灣(3.12%)和新加坡(2.02%)都遠比香港(0.73%)要高。據世界銀行資料,以科研從業員(佔百萬名人口)計,香港(2,925)也不及新加坡(6,438)和南韓(5,928)。
而且,創業成功的比例並不高。一個名為青年創業軍的組織在2014年一項調查顯示,61%的香港創業者在創業後兩年就面對經營困難。香港在科技創新及創業上的最大困難,也許是市場太小,缺乏規模效應讓初創者能夠生存發展。在科研上投入比香港多的新加坡,前資政李光耀曾有以下一番見解:「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裏,除非你大得足以在特定行業佔據龍頭老大的位置,否則你將只是扮演次要的角色……以台灣為例,它以為2,000萬人口就規模足夠,因此阻擋進口,嘗試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模式……不過最近《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說,台灣已經被他國超越了,他們無法與日本和韓國競爭,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口基數較大,人才更多……香港人口700萬,同樣不足以參與競爭。」(《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頁131,2011年)很明顯,香港科技創業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走出去」是關鍵。
看來仍有連番挑戰
香港科技界推崇為成功創業的表表者大疆創新,嚴格而言並非香港本土企業,其創辦人是內地學生,在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公司總部和生產基地都在深圳,公司註冊則在香港。它其實是一家深港合作成功的科技創業公司,主場在深圳。真正土產的成功創業公司應該是GoGoVan,它起家開拓的市場主要是香港和東南亞而非內地。
創意和技術革新,資訊流通是重要基礎。內地互聯網生態和香港截然不同(內地仍封鎖Facebook和Google),市場也未必全面向香港創業者開放。一個科創創業的大浪潮能否把香港年輕人推向內地,令他們有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切身感受,看來仍有連番挑戰。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