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日前舉辦迎新講座，在開場前播放的短片，提及中大秉持「政治中立」，提醒新生勿籌辦或參與「任何政治性活動」，並規避「具煽動意圖或有危害國家安全風險」行為。
中大這舉措，當然迎合了今天特區政府的要求。然而，筆者並不認為大學校園應禁絕「任何政治性活動」。事實上，正正因為國安的重要，有必要大大加強所有國民的分析能力和謙遜求真的態度，這當然包括大學學生。
筆者多年前曾經撰文，提出「大政治」與「小政治」之分。所謂「大政治」，就是以良治爭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所謂「小政治」，就是以爭取小眾或自己認同的集團，特別是西方制度下個別政黨的利益的政治。
西方的政治體制，強調建構公平的平台，讓不同利益集團「公平地」爭權奪利。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就是無私地執行執政黨推行的政策。儘管西方政客也談公共利益，但「成功」的政客骨子裏，其實從來只着眼於奪權和維持權力。所謂平衡各方利益，只不過是奪權和維持權力的手段而已。
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這制度的公平是虛有其表──權力向金主傾斜，良治難以落實。小政治的問題，在於人性的弱點和金錢的力量，以致「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中國的政治體制強調善治、強調賢能治國。是以選拔國家領袖必須以嚴謹的方法，看每一個人的長期表現，逐級提拔。這是跟西方政治根本不同的體制。它「大政治」的設計是以人為本，完全為公共利益，服務國家國民。
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摸着石頭過河」，不斷提升管治水平，良治漸見成效，在多方面都有顯著成就。新中國在1949年跟印度在基建、國民人均收入、教育、衛生、預期壽命、環境生態保育等方面，都分別不大；但今天行西方民主的印度，在很多方面都落後於中國，包括政府的清廉度和官員問責性。
港人最缺虛心開放探討政治課題
然而，很多港人仍以西方民主為政制的最高標準。而當年由飽學之士、大律師和教授領導的公民黨居然參與策動佔中，公然違反《基本法》；長期主導教育界的教協，又一面倒宣傳「票箱民主」。本來藉以培育學生「慎思明辨」的通識科，長期忽略課程中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單元，又同時鼓勵學生強辭奪理批評異見，一味宣傳票箱民主政治。最後鑄成大錯，逼政府接納「五大訴求」，上演「違法達義」戲碼。
其實，香港人最欠缺的，是虛心開放的對政治課題的認真探討。「黃絲」陣營致力宣傳自己相信的一套，從來不會懷疑自己執為正確的理念和「事實」，自己人只管「圍爐取暖」，對「敵人」就一味攻擊；「藍絲」陣營也不遑多讓。雙方絕無誠懇交流。《港區國安法》落實後，社會恢復平靜，但暗湧仍然存在，政府稱有人「軟對抗」。事實上，缺乏開放交流、把敏感課題壓下，對國安並無好處。
重建香港開放包容形象 十分重要
筆者認為，大學裏任何課題應可暢所欲言，但同時要有基本守則。守則如下：首先發言者要守秩序，並必須按主持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應該容許討論敏感的政治課題，惟必須有足夠的相反意見交流，並必須以探索真正有利國家發展和人民幸福為宗旨，擺事實講道理。大家尊重彼此發言的權利，及虛心接受自己可能會「搞錯」，並肩探索善治之道。
筆者認為：重建香港開放包容的國際形象，十分重要。筆者自己經過一番思考揣摩，已經由昔日認許票箱民主，過渡到認定賢能治國為必要，並深信中國一黨專心執政是上佳的制度基建，應該致力維護；而防止濫權亦是重中之重。因此法治之下，人人平等；濫權瀆職，必須檢舉嚴懲。我們實在不宜在校園禁絕年輕人的異見聲音；我寧願鼓勵他們講出真心話，然後老老實實地跟他們討論心中的疑惑。
威權文化 絕不可取
國家安全包括的維度很多。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沒有理由對錯誤的政策不批評、對濫權的官員不檢舉。劉少奇被打成右派，被指為「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纍纍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鄧小平曾「三落三起」。兩者最後終被平反。他們當年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卻正是威權文化的受害者，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
我慶幸今天中國從錯誤中走出來，不斷改善中國的體制，亦長期大膽創新；但威權文化絕對不可取。面對人家對我國政治體制的誤解和攻擊，有識之士應該耐心解釋。我們應該容許甚至歡迎學生提出疑問、質疑，才能夠解除他們對中國政制的誤解。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