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工作關係，我在過去30多年間經常穿梭內地與香港兩地。除了非假期外，我曾經長時間每星期至少出入內地一次，有時更多（當然疫情期間除外）。况且因為我的工作關係，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沉浸於中國內地的社會中，特別是商業社會，我對中國內地的發展有着時間的跨度，社會與企業縱覽的錯綜交集，形成了我對內地的發展與香港的情況的反差，有着一種可能與一般香港人不同的看法。
深圳河南北的此消彼長
今天大家都知道，在90年代的時候，香港的GDP曾經達到全國GDP的四分之一。到今天，香港的GDP只有全國GDP的2%（2023年數據），已經低於內地大灣區城市（廣州、深圳）的GDP。GDP的高低說明了某方面的問題，但它卻沒有完全解釋了問題的全部。深圳河南北的交織是複雜、迭變，物理與心理同樣存在的。
在內地的工作中，我接觸到不少當地的企業和官員。當然，中國版圖廣闊，改革開放後不同地方發展的方向、着重點和速度會有所不同。經年以來，中國不少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確是藏污納垢，不少嘗試靠走捷徑來發財。但同時在不同的年代中，我亦會遇上一些非常積極、願意學習，甚至以打造世界級水平企業作為目標。從這些企業家和具有同樣追求的官員中，從30年前，我已經看到了中國內地發展的前途。
儘管香港人在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回到內地設廠，但當時的港商一般只是將內地作為一個工具，為港人生產，然後再出口。他們然後將在香港原有的工廠賣給發展商起樓，自己錢就賺了，但香港卻自此進入一個產業架構萎縮期。後來香港完全失去了工業生產能力，但好多香港人依然好開心，因為他們已經賺了大錢。香港漸漸慢慢地失去了它當日的燦爛光輝。
當深圳河南北正在不斷此消彼長之際，我每周在內地與香港穿梭，我最有感受。當我與香港的朋友、同學甚至家人提起我對香港與內地此消彼長的看法時，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相信我說的話，或同意我的觀點。
香港人對內地的認知障礙
普遍香港人對內地的回應往往會是「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我們還是行的」；「香港有資本主義、《基本法》、稅率又低，還是有許多優勢的」；「我們有獅子下山精神，曾經好拼搏」（意指今天的香港年輕人不像他們那個時代的拼搏）。
當我與香港人講起內地的時候，他們一般的回答會是「哦！我什麼什麼時候曾經回過大陸，那時大陸是怎樣（落後）的」。
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了解，心態和認同感在今天依然存有許多問題。
沉浸式經歷加強對內地深刻了解
我很幸運，在1993年我已經開始為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管理着它在上海的辦事處，那是中國政府官方批准的第一家外資管理諮詢公司（香港普遍稱為管理顧問公司）。就像BCG中國地區創始人鄭力行先生（Mr. Bob Ching）所講的：「當時上海市政府願意批准外資諮詢公司進入中國，那需要他們很大的勇氣，因為諮詢行業與眾不同，它涉及了重要的信息。」
1990年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1992年鄧小平先生進行了南巡，為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之後，外資蜂擁而至，中國企業剛剛接觸着市場經濟。國有企業在尋找轉型，都在嘗試將自己建設為更有現代化管理能力的企業。民營企業從小開始，在快速、多變和法制還不是十分完整的環境中尋找出路。他們之中有許多希望從我們身上找到一些能賺快錢的綽頭，但亦有一少部分會醉心於學習和思考如何將自己的競爭能力不斷提升，甚至有一天可以走進世界級。因為我處於的崗位，我接觸了不少這些企業，從他們的問題和眼神裏，我看到了希望和樂觀。
而與這些中國企業家討論的問題往往與企業的戰略、組織、能力、競爭等這些方面有關。內地企業的戰略意識是與生俱來的，因為中國市場參與者和發展模式，都需要參與的企業必須要從宏觀及戰略層面去看問題。
回到香港，我遇到的卻是不斷在談論炒樓、炒股的香港人。戰略？競爭？能力？香港人沒有興趣。不要說什麼上海、杭州、蘇州、北京，就算在香港隔壁的深圳，香港人對深圳長期以來的高速發展，儼然不知。直至幾年前，香港特區政府曾經還在規劃一個超級殯儀城，正正在深圳最繁華的地段的對面。
對香港官員來說，儘管已經回歸了一段時間，香港的地圖只畫到深圳河，深圳河之北是空白的。既然空白的，在那裏建造一個超級殯儀城，不是很合理嗎？這充分代表了香港人，特別是香港某些官員的心態。自從社會事件、疫情以及《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關係表面上產生了顯著的變化。
響應中央政府的號召，香港特區政府現在已嘗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什麼是國家發展大局？除了看到一些追隨中央的說法之外，好像沒有看到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特殊的見解和戰略。今天港人習慣北上消費了。對港人來說，他們儼然在深圳河以北發現了一塊新大陸。那裏物價比香港便宜，交通方便、服務水平不錯，符合香港人「貪抵」的心理。在享受着這些紅利的同時，很少香港人會問，What happened？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內地大灣區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發生了這麼大的改變？
當然，還有不少港人北上買樓，作為第二居所（second home），甚至從香港徹底搬回到內地大灣區去。香港（廣義上）的土地、房屋需求的基本因素已經改變。
當港人依然一貫地只識飲飲食食，買平嘢，亦開始聽過或用過諸如BYD、小米、華為、大疆等品牌的產品。香港人對於中國內地為什麼能在極短時間之內可以孕育出大量的創新型企業，科技創新和應用方面日新月異。在這些方面，一般港人是缺乏認知的。
在那些年，港人一直以為大陸人只識山寨，只會造cheap嘢和官商必定勾結。港人沒有看到中國正在高質量發展方面漸漸崛起。而我們卻只在咫尺之遙！
就算今天香港人普遍知道內地成就了我們，我們亦不會要深入了解為什麼中國能夠創造這些成就？特別是在過去幾年，無論在嚴峻的國際關係環境之中，抑或受到全球疫情的影響，中國表現出強大的韌性。Why？港人有沒有深刻反思過？
微妙變化正在進行中
直至今天，當我在香港與某些港人交流的時候。他們仍然給我以下感覺：
一、北京容許一國兩制的存在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好的制度。然後，就馬上搬出什麼普通法、司法獨立等等理由。
二、「我們香港還是好厲害的」。數字經濟？「我們將會建立一個數字經濟工作組」。科技創新？「我們的大學有許多出色的學者教授」。
三、「香港還有獅子山下精神」。「我們以前好拼搏㗎，所以我們成功，今天的年輕人不願拼搏，這是他們不思進取」。
今天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內地大灣區相互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臨界點。與過往不一樣，這樣關於在幾個重要亦方面發生了基本的變化。
一、香港是什麼？香港依然是深圳河以南的1114平方公里的土地，抑或在某些程度上，應該包括了整個大灣區？當我們喜歡的時候，大疆科技創始人汪滔，商湯科技的湯曉鷗、徐立等都是香港人，當我們不喜歡時，香港人會對來自內地的人在他們背後（或面前）呼喝他們為「強國人」。
二、香港長久以來一些人為干預因素正在不斷被打破。以土地供應為例，長期以來港府（包括英治時代）創造了一個土地稀缺的幻象，透過限制或扭曲土地供應方面，推動了高地價政策，今天當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逐漸成為事實，從廣義上香港的土地供應歷史上依賴的人為限制將會被放鬆，這將會代表着什麼？
三、香港一直以來最嚴重的問題是產業結構的過度集中和單調，削弱了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和給予年輕人足夠向上發展的機會。當香港正在努力嘗試發展新工業化，我們依然遇上許多問題，當然，就像所有其他問題一樣，香港會有（不少）人認為「香港還是行的」。但以我個人的觀察，相比內地在新質生產力方面的快速發展，香港只能望塵莫及。假如香港繼續將香港定位為深圳河以南的物理空間，香港的新工業化是很難成功的。不過，假如我們將香港定義為「大灣區含香港（或香港含大灣區）」，新工業化卻將會唾手可得。這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打破深圳河的認知障礙
香港與內地大灣區，以及澳門之間的關係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將會繼續動態變化和調整。中國的發展，特別在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方面，正在方興未艾，如火如荼般進行，同時給予全球經濟、企業發展正在作出重大影響。香港人必須善於抓着這個歷史性機遇。並放棄過去對內地的偏見和歧見，重新定義誰是香港？（Who’s Hong Kong?）我們必須要以更兼容，更戰略性眼光去看問題，而不只是坐在中環、金鐘遙望神州。
香港人需要從基本層面上思考，我們一直以來認為是金科玉律的原則，在新的時代中是否依然有效？這需要足夠的戰略性和批判性思考，以及能夠將問題放在哲學層面來看待和分析。
香港的問題主要來自我們自己內部。要解決香港的問題亦需要從我們自己內部開始。當大格局在轉變，我們亦需要轉變。深圳河在物理上已經打通，但在心理和認知方面，依然有一堵無形的圍牆。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將這堵圍牆打破它？
深圳河不應成為香港人認知的障礙，它應該是港人的福祉。香港人，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