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作者2023年12月7日於2023國際能源發展高峰論壇上的演講，由IIA學術編輯組整理。）
能源問題與國際政治的關係密切，至少從近代以來兩者的關係互為因果。當前世界的地緣政治變化，很多也是由能源政治引起的，而能源政治的變化也推動着地緣政治的演變。由於能源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非常關鍵角色，因此，能源政治對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不易
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中國式現代化被界定為五位一體的現代化，那就是14億人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精神文明跟物質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現代化，還有和平發展的現代化。
高標準的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已經提出，但這並不意味着要構建另一個烏托邦，至少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踐行的便是這5個方向。同時，我們要意識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其實非常不容易。近代以來，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的總人口加起來只有10億左右，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一旦實現現代化，對世界的各個方面的影響將會非常深刻。至今還沒有人可以預測，如果中國14億人口實現了現代化，將會對整個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但是作為智庫的我們必須提前預知一些跡象。
關於能源的發展，我想留給今天參加會議的其他專家學者來討論，我這裏主要從5點來講智庫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智庫是決策體系的一部分
第一點，智庫的自我認同，也就是要解決「我是誰」這個關鍵問題。多年以來，智庫對自己的定位並不總是很清晰的。智庫是為黨和國家的決策服務的，是決策體系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牽涉到很多關係。智庫提供決策諮詢和學術研究不一樣。正是因為智庫的目標是影響決策，智庫的每一份報告都要承擔社會責任。
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說決策過程要民主化和科學化，這兩個概念應用到智庫身上，再恰當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智庫系統也是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部分。做好決策服務非常重要，智庫不要低估自己。中央設立這個相對獨立的智庫系統是有其道理的。因此，智庫的自我認知，尤其是對智庫的責任要有足夠的認識。
第二點，智庫的首要任務是要反映真實情況，只有這樣才可以科學地、民主地參與到決策系統中。反映真實情況大家都可以理解，有些智庫也自我定位為中立。但在實際生活中，要做到中立是比較難的。比如，在國際關係問題研究中，美國的智庫要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中國的智庫也要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因此要做到完全中立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客觀是非常重要且可以做到的。何為客觀？那就是既要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也要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
研究國際關係就是研究國家之間的互動。基辛格老先生為什麼在中國那麼受歡迎？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要知道，外國人要得到這個稱呼是很不容易的。基辛格先生影響了美國幾代人的外交決策，那麼他和其他的外交官有什麼不同？他是美國人，代表美國人的利益，這一點沒人可以懷疑。但他的成功之處就在考慮到美國利益的同時，也會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所以，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努力在各個國家之間找到相同的利益，因為只有找到相同利益，國家之間才能找到妥協，使得各個國家都不至於那麼自私。
從國際層面的糾紛到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的糾紛，從社會群體之間的糾紛再到個人之間的糾紛，大都是個體太自私的結果。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自私不見得一定能夠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的自私是零和博弈，只有看到共贏的人才能創造出可能性，才能站到一個較為客觀的位置看問題。因此，對國家利益作分析時一定要客觀，並非站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或者完全自私的立場上就能滿足國家利益。世界往往不是這樣的，利益的滿足往往並不是通過自私的路徑。
跨國智庫交流 發揮溝通作用
第三點，智庫要多與其他國家的智庫交流合作。正因為各個國家的智庫代表着各自的國家利益，智庫清楚知道自身的國家利益是什麼，其他國家利益是什麼。智庫之間通過交流才能達成一些共識。所以，智庫之間的交流可以算是1.5軌的交流合作。因為它本身就是各個國家決策體系的一部分，因而位於一軌（政府層面）和二軌（社會層面）之間。有時候政府間的溝通之前，智庫可以發揮一些作用；如果智庫之間能事先達成一定的共識，那麼正式的一軌溝通就更容易達成共識。
第四點，我國智庫該如何應對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認知戰？這是我們今天中國智庫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智庫可以有各個方面的能力和優勢，但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敘事力，也就是如何去敘述某件事情。部分美國反華力量一直在對中國構建一個關於敘事的認知戰。
比如他們說中國這片土地現在是“not investable”，是不可投資的地方。“not investable”這個英文說法是非常嚴重的敘事，以此警告這個地方是不可以去的。而且這種說法背後還用了一大堆所謂的證據來論證，比如所謂的「關於台灣問題的時程表」，稱中國「到2027年就要解決台灣問題」。再如政治制度的問題上，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的認知是中國跟西方的競爭就是「民主和專制之爭」，甚至有人將其提高到意識形態的程度，上升到文明之爭的程度。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智庫予以思考和反擊的。但反擊不是互相妖魔化。一旦互相妖魔化，那麼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西方設置的議題，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美國在很多方面已經嘗到了搞認知戰的甜頭了。俄烏衝突中，美國不斷構建所謂「中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說法。然而這場衝突中，美國並不直接與俄羅斯交鋒，打的是以烏克蘭為代理人的戰爭，但是美國依然能夠直接參與到戰爭的認知戰中。如果我們不能在認知戰上贏得勝利，就不能抵消美國對我們的妖魔化，也就很難在跟美國競爭過程中贏得勝利。這一點我認為一般的學術機構還做不到，只能讓智庫來做。這也是我們智庫現在面臨的最重大的一個任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認知戰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如何應對認知戰是我們作為智庫必須好好研究的重要課題。
那麼要以什麼樣的一種力量來打贏認知戰呢？這就涉及我要說的最後一點。
產生話語權 才能實現敘事力
第五點，智庫作為我國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系統，要共同構建學術、學科和話語三大系統。我們智庫的學術該怎麼做？如何跟一般的大學裏的學術區分開來，又應該有哪些特點、哪些範疇、哪些概念、哪些工具？智庫的學科如何發展？
基於勞動分工，不同行業也有了各自領域內的智庫，比如有像我們研究國際關係的智庫，也有專門研究國家治理的智庫，還有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等主要的研究領域在能源行業。即使各行業的分工有了，但是否要把每一個分工主體作為一個學科呢？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最後，要在學術和學科建設基礎之上產生話語權，才能實現我們所說的敘事力。
我們現在的敘事力很弱，在國際社會上的發聲還不夠強。當前很多智庫甚至只是面向中國的受眾，這是無法走出去的。我們必須在國際社會上也擁有強大的敘事力，否則中國智庫的聲音很難走出去，也就很難在國際舞台上為國家利益服務。
總體來看，我國的智庫建設，尤其是自高端智庫設立以來，已經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我們的智庫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內和國際發展的要求。像今天這樣的互相交流、互相促進是非常有益的。未來還需要花很大的力氣，促使各個智庫互相交流，為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