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派中人背景相若，喜以自下而上論說詮釋「一國兩制」，其理念和實踐大概源自三方面：一、支持民主理念；二、為弱勢社群請命；三、捍衛公民自由。
民主理想 戰後生根
主流民主理論聲稱法治及種種經濟、公民自由皆繫於政治自由，泛民主派看來對此亦表贊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套哲學理念在大部分大學廣為傳授，大學生學會政治民主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其中大多數人在求學時期甚至今時今日，都深受這套學說影響；眾多具高教育水平的香港精英以及年輕一代對此理念毫不陌生，部分人更極之擁戴。
自下而上論說視民主為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往往忽略要讓民主運作暢順，必須具備設計妥善的規則與安排，內容絕不簡單。政治改革往往受制於各式各樣新、舊既得利益，使改革前路荊棘滿途，推行新規則及安排不但衝擊舊有既得利益，也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窒礙進一步改革。我相信即使中期至長遠而言，民主改革難以達至預期效果。
建制派論說因此對民主改革有所保留，他們認為既然香港過去一切運作暢順，實在毋需改變遊戲規則，而民主的分化性質更令建制中人對大眾專制及小眾專制深以為慮。另一方面，自下而上論說卻視小眾利益各異為民主政體多元性質的基礎，並以大眾取向作為民眾公意。
香港經驗實際上當然與主流民主理論之說大有不同，香港社會不僅法治制度完善，經濟及公民自由亦十分充足，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卻一直未享政治自由。不過，如此經驗至今仍未能動搖主流民主理論對港人思維的影響。
為民請命
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先鋒和領袖，不少都來自各種非政府機構，主要為專業團體、工會，以及爭取或提供社會服務的機構，不少為殖民地時期的壓力團體。他們的共同特點首先在於並非依附北京政府；再者，其核心工作在於迫使或游說政府支持社會資源重新分配，或加強規管。
他們的首要任務在於為弱勢社群請命，對既定政治安排鮮有不滿，與政府可能出現的矛盾，大概只在政府行動或政策失當之際，他們肩負監察及批評之責，但也當不上忠誠反對黨，因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他們向無從政的機會，充其量只能向在位者獻策而已。他們的角色只在於提高資本主義制度的包容程度，以展現資本主義社會較為仁慈的一面。歸根究柢，他們只能仰賴政府支持及撥款，根本難以取得權力。
1967年暴動爆發之後，揭露了社會面對從轉口貿易邁向出口製造業的重大經濟轉型引起經濟和社會層面出現的矛盾，非政府機構及壓力團體迅即冒起，在港督麥理浩公屋、醫療、福利並舉的政策帶動下，這些機構及團體均取得長足發展。
它們被納入行政管治架構之中，通過各種顧問委員會得以提供政策建議，並且反映草根階層的意見，唯獨未能享有政治權力。九七將近，這些機構及團體漸覺若民主政制隨之來臨，它們有望乘勢而起，取得政治權力，是以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民主運動的支持者，日後民主運動中不少領導人物，也來自此一行列。
民主運動領袖多聚焦於社會政策議題，實也不足為奇。爭取選票的壓力、立法權力的憲制局限，及其既有的社會民主目標，一一成為界定其政治視野及授權的狹隘基礎，民主運動因此與勞工及社會議題掛帥的反對派結成聯盟。
鑑於民主運動領袖的背景，商界及專業精英自然擔心他們會主張在社會福利開支上大灑金錢，對一向行之有效的小政府、自由企業制度無疑構成威脅。《基本法》承諾在香港實行民主，但未能把社會上自然形成的兩大論說加以貫通；以往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必須告終，卻是未知如何取代。
小政府和自由企業經濟皆已寫進《基本法》之內，對民主運動構成難以踰越的障礙。非政府機構在港英政府治下，雖具有針砭時弊的所謂「社會牛虻」（social gadfly）功能，卻難望有進一步參政的雄心壯志，在民主的大前提之下，不但商界與專業精英與基層組織壁壘分明，就連基層組織之間亦各不相讓。但隨着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誕生，非政府機構則以民主運動支持者的姿態，在社會及勞工議題上成為親北京政府基層組織的政治競爭對手，爭奪選民支持與政府撥款。
另一方面，在政治轉型的同時，香港亦經歷重大經濟轉型，從製造業中心搖身一變，成為服務業經濟。經濟全球化、中國對外開放、內地新移民大量湧進，都為香港帶來更大挑戰。巨變初期產生莫大裨益，大部分市民從中受惠不淺。在轉變過程中，市場自由開放，令社會各界得以迅速而暢順地過渡。
其後通脹、失業率激增（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樓價飆升肆虐，政經轉型帶來的利益分配不均漸趨白熱化，一些論者甚至暗批建制派論說，認為他們為導致社經矛盾日深的種種不公安排塗脂抹粉（參見 潘慧嫻2010）。
香港中產階級則對伴隨其成長社會的前途感到迷惘。社會矛盾深化，倒不足以激發他們支持社會民主運動，他們至今依然保持「一定得」的資本主義式拚搏精神，擔心政治分化。
捍衛自由之士
在六四事件令香港民主運動一度大豐收，100萬市民上街，表明與天安門廣場學生團結一致，捍衛公民自由，與北京政府抗衡，更為本地民主運動建立持久的廣泛民意支持，自下而上論說得以開展新一頁政治議程。
過去的事例在在證明，每當北京政府打壓公民自由，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支持度必隨之上升。部分市民顯然對與自身有關的公民自由頗為敏感，背後原因則難以參透。不過，即使公民自由在本地足以牽動人心，但香港人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看來一直是有組織的表態多於自發行為。
反對北京的行動，對本地民主運動好比一柄雙刃劍。泛民主派於近年發覺除非有壓制公民自由問題出現，否則難以與北京政府展開對話、尋求財政資助，甚或凝聚市民支持。在近期贏得新一代支持以及佔中事件之前，泛民一直未能打破這個困局，公然對抗北京政府更令本地建制派與民主運動日形疏離。在共同面對民主運動挑戰的形勢下，北京政府與本地建制派更有互相靠攏之勢。
回歸以後，本地民主運動漸形分化，漸有走上街頭示威運動之勢，且與北京政府抗爭味濃，激進分子更傾向以破壞性和不合作手段，作為爭取民間支持的策略。
種種形勢盡皆反映各方愈來愈抗拒彼此合作。民主派聯盟已逐漸改變港英時期的監察社會、針砭時弊面貌，轉為政治上的反對派，不斷測試與本地政界周旋及北京政府的底線。
九七回歸後，建制派論說雖然足以左右不少重大政治決策，卻一直未能在社會上獲得足夠認受性；當前困局出現，在於九七之前未能整合出一套清晰的政治論說所致。建制派論說由於缺乏某種關鍵元素，以致未能回應自下而上論說中種種備受公眾關注的要素。兩大論說各執己見，香港的政治矛盾更難望化解，而處於夾縫的中間派恐會被迫表態支持那一陣營，難以保持緘默。
參考資料：
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 2010。
構建香港政制發展論說之路系列之三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