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西元1161年）一個春日的午後，32歲的儒學中興大師朱熹，夢中來到孔子昔日講學的泗水之濱，醒來寫了一首〈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東風是春天的風。蘇軾〈江城子·別徐州〉：
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
和煦的春風吹過，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用以比喻孔子春風化雨教誨的成果。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東部陪尾山南麓泉林寺，四泉同湧，故名泗水，與東北方過來的洙水合流而西，至曲阜東北二分，洙水在北，泗水在南。古曲阜建城在洙水和泗水之間，孔子居住的闕里和顏回居住的陋巷，在故城的西南一隅。不過滄海桑田，河川易道，如今泗水反在洙水之北。
孔子（西元前551-479年）的年代在春秋（前770-476年）後期，周天子失去權威，禮壞樂崩，無力維持綱紀。朱子說：
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五經讀本·春秋三傳·綱領》）
孔子嚮往周初社會之美好、民風之淳厚，希望重建禮制，使天下歸仁，恢復文武周公之治。但他「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朱子，《詩集傳·序》）只有懷着深沉的遺憾，離開這個他所熱愛的世界；他很感慨的對子貢說：「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熟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禮記·檀弓上》）
孔子離開我們雖然已經2500年，但他留下的思想包含無盡寶藏，仍待我們開發。朱子說：「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詩集傳·序》）
孔子
2021年4月，我的《孔子新傳：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既稱「新傳」，又要「尋找世界發展的新模式」，自然有若干與前賢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歷史考據不同。現在選幾個重要的例子簡單說一說。
（一）孔母徵在去世的時間，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繫於孔子17歲。不過根據《禮記·檀弓上》：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父母去世滿一年為小祥。從這段孔門弟子的記載，可知徵在去世當在孔子施教之後，《闕里誌年譜》以為孔子24歲，更可能尚在24歲之後。
（二）孔子去魯後第一個造訪的國家，根據〈孔子世家〉是衛國，不過更可能先到了齊國。《論語》孔子和齊景公的對話共有兩章，〈世家〉將其並列於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初訪齊國與齊景公相見之時。其中〈微子·3〉：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這年只有35歲，尚未出仕，聲望也猶待建立，齊景公不可能以季孫和孟孫之間的地位和俸祿給他；齊景公這時不算老，也不能自己說「吾老矣」。我們如果將這段話延後，放在魯定公十三年，孔子55歲，方做完魯國的司寇攝相事，就完全恰當了。而且《論語·微子·3》下面一章正是：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三）孔子在匡和蒲的遭遇，根據〈世家〉，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師徒離開衛國南下到陳國，途經匡邑被疑為陽虎加以拘留。孔子使人向寜武子求助，始得放行，又回到衛都。寧武子是衛國大夫，這時已去世多年，孔子求助的應是蘧伯玉，經蘧伯玉推荐，始與衛靈公相見。3年後，也就是魯哀公二年，孔子師徒自陳返衛，過蒲，適逢衛國剛去世的賢臣公叔文子的兒子公叔戌據蒲叛衛，強迫孔子盟誓不去衛國方才放行。孔子發誓後，仍赴衛都。不過公叔文子逝世後，公叔戌被逐出衛，是因為他企圖剪除衛靈公夫人南子的黨羽。這件事發生在魯定公十四年，公叔戌逃亡至魯，並沒有據蒲以叛。錢穆認為孔子過匡、過蒲遇難，「只是一事兩傳。」（孔子傳）《論語》「子畏於匡」（子罕），並無子畏於蒲一說。
（四）孔子在陳絕糧。魯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根據〈世家〉，陳、蔡大夫懼孔子為楚所用，對他們不利，所以派出徒役圍孔子於野。實際情形是，吳、楚爭霸，在它們兩大之間的兩個小國，陳依附於楚，蔡依附於吳。蔡國為了尋求吳國的保護，於魯哀公二年自新蔡遷於州來，稱為下蔡。新蔡在陳的南方，下蔡在陳的東南方，距離陳已經很遙遠，陳、蔡兩國大夫不可能聯合起來圍困孔子。孔子師徒只是單純的因為吳國圍陳絶糧。《論語·衛靈公》：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這場危機因為楚國來援得以解除，孔子去陳赴衛。
第二類是對禮的見解不同。禮是儒家思想中最被誤解，並且最常受到誤導的一個概念。禮是倫理的準則，又是倫理的社會支援體系。作為倫理的準則，禮是形式，倫理是本質。本質需要形式彰顯，但形式不能凌駕本質。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
孔子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孔子又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
又，古人「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禮必須隨技術進步、經濟成長、社會結構與人際關係改變而調整，否則不合時宜，可能成為人性與社會進步的桎梏。這就是為什麼民初有人喊「禮教吃人」，要「打倒孔家店」的原因。
作為倫理的社會支援體系，禮是一種社會誘因制度。關於這一點，我最常引用司馬遷的一段話：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史記·禮書》）
在儒家的價值系統中，倫理優先於富貴，所以以仁義加以誘導，以法律予以約束。品德好的給他尊貴的地位，俸祿多的給他恩寵和榮耀，如此利用個人追求仁義、富貴、榮耀的動機，將每個人追求人生目標的努力組織起來，達到社會全體的目的。這個社會全體的目的在孔子時代是和諧、安定，在今天21世紀，則包括永續發展與世界和平。
這個社會誘因制度，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傳統停滯時代，由於資源集中於政府之手，有時為統治者所扭曲，用以達成統治階層的目的而不是人民全體的目的。進入現代成長時代，工商業發達，社會結構的中間組織擴大，如何形成健全的社會誘因制度，讓個人的目的與全民的福祉一致，不為任何特殊階級所操縱，應為研究儒家思想在21世紀最重要的課題。
原刊於《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見孔子》，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見孔子》
作者：孫震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作者簡介：
孫震教授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從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主修經濟學，副修社會學。
現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台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董事長。歷任台大經濟系教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台大校長、國防部長、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中國經濟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理事長、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事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早期的著作以經濟學為主，2000年以來從企業倫理轉入儒學領域。近年研究的方向為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意義，及其對世界發展可能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