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

國際秩序問題重重,那麼問題出在哪裏?根源在於我們所能提供的好的國際公共品太少,一些大國都不重視。實際上,中美之間有太多的公共議題要解決,未來的現代化道阻且長,如果不想清楚這些問題是不行的。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2023全球可持續發展論壇的主旨演講,當中指出中國傳統智慧對解決生態問題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儒家思想意味着既要認識到政府在保護環境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同時也要尊重社會自下而上形成的環保秩序,從而形成政府、社會兩種秩序之間的均衡。他還提出,如果人類要跟地球共存,應當思考需要怎樣的現代化。

共同富裕在於提高消費水平?

2022年,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中國式現代化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中國有14億人口,也就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對應的人口規模巨大;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是貧富分化的現代化,而是脫離貧困的現代化;三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一方面與本次論壇的ESG主題直接相關;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那麼,中國式現代化要實現,對ESG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同時要實現共同富裕。那麼共同富裕的實質是什麼?經驗地看,共同富裕的實質就是提高我們的消費水平。但是,如果14億人口的消費要提高到發達國家水平,全球資源能否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撐?包括印度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在追求現代化,各國都把提高消費水平作為現代化的共性。但是如果愈來愈多國家都追求高消費,我們的地球能否支撐這樣的消費水平?我們在追趕美國、學習美國,但中國的消費水平是否要向美國看齊?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各國都把提高消費水平作為現代化的共性。(Shutterstock)
各國都把提高消費水平作為現代化的共性。(Shutterstock)

中國式現代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很多戰爭、國際衝突都跟現代化相關。愈是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愈要消費更多資源。 Mohan先生(編按:Mohan Munasinghe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副主席)在剛剛發言時強調,2012年時維持全球的現代化水平,已經需要約1.5個地球的資源量來支撐,而到2030年,我們需要兩個地球的資源。正因如此,我們更要長遠地考慮可持續發展與現代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提倡以科技解決環保問題,但我覺得科技不能解決所有的環保問題。科技在幫助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也在創造出另外一些新的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制度秩序,來應對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作為一個古老文明,中國傳統智慧對我們今天討論ESG(環境、社會、企業管治)能夠起到很大的參考作用。中國古代主要有道家、儒家、法家三種思想流派,實際上代表了三種不同類型的秩序(無論是就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社會秩序還是就環保秩序而言)。道家秩序是自發秩序,自我生成的秩序,反對一切的政府乾預,主張人與自然一體,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道家傾向於建立完全自然的社會秩序,或者說社會自發生成的秩序。就這一點而言,道家的主張類似於今天經濟學界非常崇拜的哈耶克。在另一端,法家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人為秩序。如果說道家秩序是自下而上的,那法家就是自上而下的。法家過於極端,期望用政府秩序來替代自發秩序。儒家則正好處於法家與道家的中間層,認為道家過於理想,而法家過於嚴苛,希望政府、社會、經濟達到均衡狀態。回顧中國古代歷史,秦朝時期完全是法家秩序,漢朝開始儒家成為主導的思想流派,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幾千年過去了,但這三種秩序還都存在於當代中國。就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實行的是法家秩序──實行計劃經濟與純粹的公有製。在法家秩序下,現代化對環境的破壞非常嚴重。我的家鄉在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純粹的公有制在農村造成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地悲劇」問題。因為產權是公有的,村民往往不愛惜公共品。

但是,我相信道家秩序在社會底層仍然存在。我上周去西雙版納考察,當地少數民族仍在踐行道家秩序,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尊敬森林的規範。「林、水、田、糧、人」這一秩序安排非常有趣。西雙版納當地人提倡「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糧,有糧才有人」,形成了「森林是父親,大地是母親,天地之間穀子至高無上」的樸素生態觀。這也一直是當地人的傳統實踐。他們生活得很樸素,也很環保。在餐飲方面,西雙版納少數民族從小到大吃的樹葉、花朵就已經達到幾十種,基本沒有造成浪費,未給環境增加負擔。以前,我們在農村也過着與西雙版納類似的生活,農村生活造成的浪費很少。但如今的農村不一樣了,農村居民實際上過着城市的生活──城市有什麼,農村就有什麼。農村居民如今也在使用網購等城市中普遍流行的服務,因此也會留下塑料等大量污染物。由於生活方式趨同,城市中過度包裝等環保問題也拓展到了農村。

而當代中國更多的是儒家秩序。根據我的理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確立的秩序。改革開放以前的法家秩序難以長期持續,所以鄧小平先生推行「無為」,給我們帶來了很多變化。就土地而言,儘管農民只有使用權,但也珍惜土地上的一切。以前,農民可能會在樹木尚未長成時提前砍伐,但如今農村的農民愈來愈愛護森林了。這符合人的經濟理性。我比較崇尚鄧小平先生建立的秩序──政府的地位很重要,應當出台法規來保護環境,但也要尊重社會自下而上形成的環保秩序,從而形成政府、社會兩種秩序之間的均衡。這對解決全球的環保問題具有啟發性。我們今天面臨的情況非常嚴峻,最近美國夏威夷的野火、中國的洪澇都是案例。人類的城市化愈來愈深入,也要求我們佔據更多的自然空間。如此一來,社會面臨洪澇等自然災害的概率就更大。

人類的城市化愈來愈深入,也要求我們佔據更多的自然空間。如此一來,社會面臨洪澇等自然災害的概率就更大。(亞新社)
人類的城市化愈來愈深入,也要求我們佔據更多的自然空間。如此一來,社會面臨洪澇等自然災害的概率就更大。(亞新社)

國際秩序問題重重 根源在於國際公共品太少

國際社會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每一次國際衝突都會造成對環保的衝擊。例如,俄烏戰爭就使得烏克蘭的環保問題愈發嚴峻。近期,烏克蘭的卡霍夫卡水電站因戰爭損毀,灌溉等問題將長期無法解決。據生態學家馬克西姆·索羅卡(Maksym Soroka)估算,烏克蘭國內將產生至少15萬名氣候難民(註)。

國際秩序問題重重,那麼問題出在哪裏?根源在於我們所能提供的好的國際公共品太少。聯合國、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規約都是好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但是一些大國都不重視。與此同時,壞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太多,例如氣候變化、新冠病毒、核擴散等。我們人類發展到今天,已經有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由於大國太自私,國際社會無力解決環保問題等國際公共議題。

實際上,中美之間有太多的公共議題要解決,例如雙碳問題。像中國、印度這種規模巨大的國家,未來的現代化道阻且長,如果不想清楚這些問題是不行的。如果大國之間實現了合作,國際社會就可以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因為小國即使再努力(如新加坡、斯里蘭卡)也沒有辦法解決生態問題。只有大國的合作才能保證我們能夠提供足夠多的好的國際公共品。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會是比較悲觀的。如果各個大國都只專注於地緣政治,而不注重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那麼環保問題等國際公共問題就很難得到解決。所以基辛格提出,如果中美不合作,會造成可以毀滅人類的衝突。隨着世界進入AI(人工智能)時代,人類面臨的生存危機非常深刻。

從長歷史來看,人類是最聰明,也是最狂妄的物種。其他物種不如人類聰明,但消滅不了這個地球;人類很聰明,但既可以自我毀滅,也可以毀滅地球。新冠疫情肆虐三年,人類活動減少了,但地球的生態反而恢復得好。如果我們要跟地球共存,我們需要怎樣的現代化?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

註:路塵,《財經周刊》,2023年33期。出版日期:2023年8月21日。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