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跟一名任職跨國基金朋友閒談，他抱怨說很多基金經理因為讀不懂中央政策，而對投資中國股票卻步。我取笑他這些長春藤畢業的尖子應該回家惡補中國歷史，便會對目前習主席的治國和治港手法見怪不怪。
特區政府維持原判，在9月1日收回粉嶺高球場的32公頃士地作建屋之用。之前，球會會員出盡蠻荒之力，希望政府改變初衷，說客包括美少女香港冠軍球手陳芷澄，但最終仍是徒勞無功。
在這事情上，我是騎牆派。以人均計，香港的高球場數目，遠比世界主要國際城市為低。今天高球亦不再是小圈子活動（會員人數不足3000的球會另算）。所以，我是支持維持場地不變，但轉為公眾設施（我很多的富貴會員朋友可能不喜歡我這主意）。
港府跟北京重民輕商 理所當然
收或不收的爭辯，後期已經演化成政治角力。我很早便預見按目前北京的治港方針，收地是志在必行的。時移世易，今天的香港，和當年江澤民、董健華的「商人治港」的香港，已經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北京早年的如意算盤是：只要獲得商界的支持，香港繼續繁榮，馬照跑、舞照跳，不便是天下太平嗎？但這想法在董先生稱病下台，社會運動繼續接踵而來，北大人覺得這是因為香港社會貧富懸殊，一直未有解決方案的房屋問題，更是治港亂子的源頭。
收回高球場建屋，主意源自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通過民間諮詢會搜集出來的「民意」，特區政府官員當中有些覺得是被牽着鼻子走，心裏覺得不是味兒，但又不好宣之於口。 我的朋友小組主席Stanley也很智慧地堅持：小組只是轉達而不是搬弄或製造民意。
當球會會員覺得失地危在眉睫，於是傾力發動輿論戰，希望力挽狂瀾，甚至打出環保牌。但數人頭不足3000的會員，又怎敵得悠悠之眾口呢？何况富豪背負原罪，在今天社會已經是牆上的字了。到了後期，愛國報章《大公報》更一槌定音，社論說「高球場發展不大，但爭持之多，耗時之長，超乎想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結論是港府必須收地以維持威信。
在一國底下，特區政府治港取向和北京重民輕商同步，理所當然。話說回頭，筆者一介野民，沒有內幕消息，很自然便將所有榮耀都歸於北京，也有可能是錯判。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