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3年6月19日，鄭永年教授在全球溯源中心系列成果發布活動暨第二屆大灣區「未來論壇」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題為「AI時代的中國開放戰略」。鄭教授認為，中美對話的基礎就是人工智能。中美競爭的核心點就是AI，兩國中AI技術做得好的國家，就更容易勝出。如果中國不想錯失AI時代，就應該推動制度型開放, 即規則、標準、管理方面的開放。本文由鄭教授演講整理而成：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我想就中國在新技術條件下的開放政策談一些最近的思考。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AI）時代，這是開放的產物；如果不開放，我們就不會有像全球溯源中心這樣的機構和產品。盡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多年，對中國人來說，「開放」這個詞並不陌生，但是，開放在這個新時代到底意味著什麼？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很明白的。
AI時代的大國戰略博弈
基辛格先生今年100歲了，最近他接受了很多媒體的采訪，可以看出他最擔心的還是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他尤其對中美關系的現狀和未來感到非常悲觀。上世紀70年代，基辛格先生經歷了尼克遜訪華的中美關係破冰之旅，改變了世界權力格局。現在，經過那麼多年的發展，他再次審視世界局勢，把中美關系放到整個世界局勢來看，向我們釋放出非常悲觀的觀點。他認為中美尋求和平共處之道的時間只剩下5到10年。如果兩國不能找到和平相處的方式，按照現在的趨勢發展，中美必然走向最終的衝突。所以，他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上發表的文章的主題就是如何防止中美之間的競爭變成戰爭。同時他也認為中美如果要共存，彼此要學會如何相處，就是要合作、討論和對話。
中美之間有很多的內容可以對話，氣候問題、公共衛生問題、核不擴散問題，這些都是近幾年非常重要的議題。比如氣候問題，中美之間如果不合作，其他國家再努力也解決不了，因為中美兩國的碳排放量加起來差不多是全世界總量的一半。再比如，剛剛過去的新冠疫情，如果中美兩國一開始能合作，就不會演變成後來的樣子。核不擴散問題也是一樣，更需要中美的合作。基辛格先生認為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已經不能構成中美對話的基礎了。那麼，中美對話的基礎是什麼呢？就是AI，人工智能。
去年基辛格先生剛出了一本書叫《領導力：世界戰略六案研究》（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其中有一章是講AI時代。這個章節是他和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一起合寫的。但是沒想到今年基辛格先生和其他兩人合作寫了一本書叫《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的書，可見他對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視。我個人覺得基辛格先生是對的，如果說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對話基礎是核武器，那麼在當下，中美之間的對話基礎肯定不是氣候問題，不是核不擴散問題，也絕對不是公共衛生問題，而是AI。
為什麼這麼說呢？美蘇之間的核談判、核對抗、核威懾，構成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冷戰，雙方形成了均衡的狀態，以至於誰也不敢發動戰爭。因為只有核武器才能致對方於死地，如果沒有這種武器，就沒有和對手對話的資格。所以，我認為中美現在的競爭，核心點就是AI，誰的AI技術做得好，誰就能勝出。實際上，我們現在討論的OpenAI，包括ChatGPT，自出現以來一直有很多的爭論。包括ChatGPT的創始人也對AI技術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毀滅性影響感到擔憂，甚至呼籲大家能否停下來，冷靜下來，思考這個技術要不要發展。但是我認為，這種技術一旦產生以及發展起來，就沒有人會放棄它，這是得到世界歷史證明的。核武器確實可以毀滅人類，但仍舊有一些國家不惜代價發展核武器。對這些國家來說，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有沒有能力發展出來。OpenAI也是一樣的，即使這個技術會毀滅人類，大家也會競相發展。所以，可以看到的結果是，一方面，大家在討論AI技術對社會、政治、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各國又在加速AI技術的發展。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會錯失這個AI時代嗎？歷史上，我們曾經錯失過許多新技術革命的機遇。從李約瑟（Joseph Needham）先生寫的15冊《中國科學技術史》可知，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到宋朝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了。歷史地看，經濟分兩種，一種是掌握先進技術的前沿經濟，一種是追趕經濟。中國在宋朝就屬於前沿經濟了。尤其到了鄭和下西洋的時代，更是世界領先。儘管學術界一直在爭論，鄭和七次下西洋究竟到了哪些地方？今天研究得出的最保守的估計指出，如果鄭和沒到達美洲，至少也到達了東南亞、印度和印度洋。鄭和的船隊，用今天美國學者的話來說，相當於今天的美國航母群。鄭和的船隊代表了國家的海上力量，而中國民間的海上力量，在當時同樣強大。這個強大的民間力量就是從前人們所說的「倭寇」。倭寇當然包括日本人，但是要意識到，倭寇的主體是東南沿海的福建、浙江的海商，這兩地當時的民間海上力量很強大。
但是後來中國在科技方面落後了。為什麼落後？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流傳著一句朗朗上口的話：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句話不僅對中國適用，對整個世界也是一樣的。大航海時代以來，開放國家總是打敗封閉國家，海洋國家總是打敗陸地國家。這些是經過世界歷史驗證的。回看中國，兩次鴉片戰爭的戰敗，以及其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恥辱史，表明中國落後了。直至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才有機會奮起直追。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運動就是在「趕美超英」的口號下發動的。直到今天，我們還是處在追趕經濟的狀態，還沒有成為前沿經濟。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們使用「偉大復興」這個詞的含義。中國曾經是強大的，現在如何實現趕超，才能比肩唐宋時候的前沿經濟？我們為此還需要做很多努力。
AI時代與中國開放戰略
關於AI時代的中國開放戰略，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討論。
一是為什麼中美之間的互聯網經濟規模的差距在拉大？
過去，中國在互聯網領域和美國是旗鼓相當的。普遍認為有影響力的互聯網公司主要還是集中在中美兩國，因為日本、歐洲及其他國家的互聯網公司都沒有發展起來。直到今天，互聯網公司還是中美兩國的最強，但是量變了。美國這些年互聯網經濟的量愈來愈大，而中國的量在縮小。有人說這是政府反壟斷，規制互聯網公司的結果，當然這個也是有點影響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不夠開放或者不開放。
中國有互聯網，但是互聯網公司之間「互不聯網」。如果把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運營方式與美國進行對比，就會發現美國的互聯網公司是互相開放的。例如微軟公司的反壟斷案，按照傳統的方式，反壟斷就是分解，把微軟公司分解成幾個公司。如果微軟分解了，就不符合互聯網時代的經濟發展規律，所以美國法律用強制開放取代了傳統的分解手段。所以美國的互聯網公司是互通的，而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之間都是「土豆」和「土豆」的關係，相互間沒有任何的關系。2021年4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稅務總局召開互聯網平台企業行政指導會，反對平台企業強迫商戶在簽訂協議時「二選一」。美國沒有這個問題。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量加起來很大，但是不強。美國是又大又強，而中國是大而不強。
二是在互聯網領域，為什麼中國不能像美國和歐盟一樣制定規則？
中國的互聯網只在國內有點規則，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門的監管規則。出了國門，面對的要麼是美國規則，要麼是歐盟規則。特別是歐盟，盡管缺少大的互聯網公司，但是歐盟可以把強大的市場轉化為規則。所以，可以看到美國既有強大的互聯網公司又有世界規則，歐盟雖然沒有大的互聯網公司，但有國際通用的歐盟規則，中國有互聯網、有空間、有量，但是沒有規則。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沒有互相開放。
實際上，人們甚至可以提問，中國的互聯網是不是真正的互聯網呢？我們的互聯網是局域的，而西方的互聯網是向中國開放的。如果西方互聯網不向中國開放，中國的互聯網就會成為「內聯網」，這種局面也是有可能出現的。美國及其盟友在設想，構建一個民主互聯網，只在民主國家之間互相溝通，以及而對中國設置防火牆。所以，如果美國這些互聯網公司也研發自己的防火牆，那麼未來的互聯網就不能叫互聯網了。
現在OpenAI產生了，我們沒有理解為什麼叫OpenAI。有人翻譯為「通用人工智能」，我認為不對，OpenAI就是要Open，中國有沒有Open？實際上，ChatGPT的邏輯是需要大量的應用場景對大量的機器進行人工智能的訓練。從這樣的角度來說，美國掌控了全世界的應用場景，而中國只掌控了14億人的應用場景。這樣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ChatGPT產生在美國，而不是中國。
美國現在不僅製造出ChatGPT，而且還開始制定規則。歷史經驗表明，新技術的發明者往往是新技術應用規則的制定者。古代中國是個例外，當時的四大發明雖然對西方世界的塑造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中國沒有抓住制定新技術應用規則的主導權，免費地把這些技術獻給了其他國家。現在發明ChatGPT的這些人在制定規則，但是像馬斯克等人也批評了ChatGPT，認為它違背了初心。這個初心就是Open。ChatGPT是因為開放才產生的，但是生產出來的產品被制定了規則之後就會變得不開放了。ChatGPT因為地緣政治的關系，不允許中國大陸的IP地址對接，這也是規則。要知道，技術不會是純粹的技術，技術永遠是和地緣政治結合在一起的。
中國開放戰略的重點在於制度型開放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不想錯失AI時代，應該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就是開放，開放，再開放。去年召開的二十大說得非常清楚。中國以前的開放是在政策層面，但是二十大已經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制度型開放，也就是規則、標準、管理方面的開放。
中國想要推動制度型開放，第一要與世界規則接軌。不接軌的話，不可能走得出去。所以要參與進去，就像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樣，要和世界規則接軌，在互聯網領域也不可避免要和世界接軌。
第二要改變過於強調封閉的「小農」意識，要「走出去」。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已經到了後工業化時代，但思維狀態仍是小農意識。中國的企業，無論國企、民企都是 「土豆」，什麼都想自給自足。我們最近的研究比較了民營企業如比亞迪、國有企業如廣汽和外資企業如特斯拉。研究表明，馬斯克的特斯拉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中國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是相對封閉的系統，走出去比較困難。所以，像全球溯源中心那樣的企業一樣要走出去，無論是東南亞國家還是非洲國家，要真正做到開放，真正做到全球溯源。
第三，更重要的是人才開放。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才不夠。中國人不行嗎？其實中國人非常行。ChatGPT團隊里面有很多中國的年輕人。關鍵還是要改變體制。技術的進步一定要開放，開放是體制的問題，而不是錢的問題。我們老是把人才的多少和錢聯系在一起，其實和錢毫無關系。一定要給科研人員一個足夠的自由度，去追求他們的興趣。
從這點來說，我們在關鍵的領域，一方面要發揮中國的制度優勢。美國在這方面是沒有制度優勢的。無論是AI的產生，還是經濟全球化，都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但是美國政府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中國的國家體制是有優勢的，尤其在解決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上。在過去的40年裏，全球化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政府是無能的，導致社會愈來愈分化，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即使像加州矽谷這樣的互聯網世界中心，它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依然是一團糟，就是因為沒有政府統籌的制度優勢。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短板。目前，中國在AI領域還是處於一個趕超的階段，很多短板如果沒能補起來，中國又會陷入以前鴉片戰爭時的類似情況。技術的進步是非常迅速的，我們絕對不要低估美國。美國在每次危機發生以後，尤其是每次戰爭以後，科技進步都很大。不管街頭發生什麼、白宮發生什麼、國會發生什麼，美國的技術一直在進步。所以，中國還是要奮起直追，看到美國的長處，向自己的對手學習永遠不會錯。像南沙這樣的制度型開放實驗地，一定要做一個樣板，做到真正的、全方位的制度型開放，然後把南沙行之有效的經驗總結、複製、推廣到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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