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港英年代以來，香港的政策決策者將香港定位為一個「經濟城市」，意思即是「香港只應該關心賺錢，其他事情就不用理了」。事實上在港英時代，就算香港某些人希望兼顧經濟以外的事情，許多事情還輪不到香港人來處理。回歸後，在「一國兩制」的某種理解之下，不少香港決策者們依然保持着同一心態。
香港作為戰略城市
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內地和香港關係的重塑和香港自身發起的轉型，香港整體的定位亦需適當地調整。
在2022年7月，我在灼見名家專欄裏發表了一篇名為《強化香港整體戰略意識》的文章。我提出了將香港定位為一個「戰略城市」的建議。在文章中，我提出了「四個層面的大局觀」。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自上而下的考慮四個層面：一、全球視野；二、中國在全球的角色和它的動態；三、香港與大灣區、內地整體，以及與全球其他地區之間的動態關係；四、香港本身內部的動態。
當中國國家領導人希望香港能夠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際，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重要決策者，有多少了解國家發展大局究竟是什麽？
香港人習慣說我們「香港有許多優勢，我們透過我們的優勢來幫助國家的發展」。這當然不是不對的，但這樣的思維方法並不一定能夠保證香港可以完全和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什麽是「國家發展大局」？
中國正在進行一個大戰略
從中國政府，特別是習近平主席一直以來的言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正在進行着一個「大戰略」。這個大戰略的兩大主要內容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這兩者的底層思想框架是「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正在尋找自己的現代性（modernity），而現代化（modernization）即是現代性表現出來的特點。中國尋找自己的現代性，不是今天才開始的，自從1842年之後，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都在尋找中華民族應該怎樣復興，期間有前進亦有後退。自從改革開放之後，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有識之士們逐漸摸索到一條適合中國（和世界）的現代性道路。
中國的現代性和西方的現代性有相近的地方，卻也有不同之處。中國式現代性更重視共同富裕、人與自然的和諧、包容性和高質量發展。以國際關係的語言來說，就是多邊主義和合作共贏。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處於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這個大變局究竟包括了什麼，而這些變化因素會對香港、中國以及全球究竟有什麼影響？這種思考是超越一般「政策」的思考水平的。需要更宏觀的分析和判斷。
從「內看外」到從「外看內」
除了地緣政治、經濟、科技、氣候等大家都經常提出的議題外，未來社會的轉變，AI運行和規範等新全球秩序問題需要我們更加關心，才能加強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強化我們作為全球領先城市之一的地位。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必須要深入思索香港在戰略層面需要如何部署。換句話說，香港決策者不單只從「內看外」，同時亦需要從「外看內」。在這兩種不同視野之中，激發出香港所需的戰略。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今天香港已經有不少優秀的智庫或智囊團。特區政府成立了特首政策小組，民間上亦有不少智庫，在不同領域上進行研究和提出建議。還有一些戰略管理諮詢公司，主要是以外國為總部的諮詢公司在香港的辦事處。
這些資源都很好，而且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為香港做出貢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在幫助特區政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具有全局觀戰略思維的一批精英分子
不久前，我與前數碼港主席林家禮博士討論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香港應該創建一家有高度、有權威性的知識型機構，在更高的戰略層面為香港以及中國進行有關的戰略分析、診斷和方案設定。林博士稱之為「有基辛格水平的諮詢公司」。
這是必須的。香港目前習慣制定中短期，涉及個別範疇或行業的政策，但在戰略思考上，特別是在複雜國際局勢下的多維戰略思考目前是較為缺乏的，但在中國的「大棋盤」之內，香港亦需要能適配地建立相關的戰略思考和部署。
這裏說的「知識型機構」並不代表大學或專上學院，如林博士所說，它更應是戰略諮詢公司或者是智庫，亦或是具有全局觀戰略思維、能進行戰略分析解決問題的一批精英分子所組成的網絡和平台。他們除了對香港非常了解之外，亦需要深入和全面了解中國和中國的戰略，以及擁有全球視野和資源網絡。
這批具各家國情懷的國際人士能夠從多個維度思考香港的戰略問題，分析在整體香港可以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又能與內地的相關單位銜接，相互探索國家與香港的發展大局應如何配合，同時可以與國際上的相關知識機構保持聯絡和溝通。
建立新的思想框架和在國際上嫻熟地溝通
這個知識型機構的工作與特首政策組相輔相成。特首政策組負責研究和建議政策方面的問題，具有實用性和操作性，這個知識型機構則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為香港和中國分析問題，透過適當的問題定義分析和觀察，建立適合香港和中國、同時能夠契合世界發展的分析和理論框架。透過框架，提出不同的可能的方案和進行優選，最後產出有戰略性和能執行的方案。
這些框架必須是多元的，能包容動態、多維的思維和考慮。
在這些理念之上，這個知識型機構必須在國際上能用各方可以明白和接受的語言和語境進行有效的溝通，讓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無論對香港、或是中國，甚至國際發展局勢可以有更多和更深層次的見解。
前高盛聯席總裁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最近說：「中國人在國際環境上很少為他們自己說話，因此他們是吃虧的（大意）」。我同意John的觀點，作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城市，香港的知識分子有義務亦有能力在這方面做出貢獻。
香港作為一個「戰略城市」是新時代下的一個呼喚。而有足夠高度和有權威性的知識機構是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中國及香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