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頒獎禮，向來都政治化，以今年為最。而且政治的風波圍繞亞裔、中國和香港。
首先是香港功夫明星甄子丹，繼高調宣布退出美國籍之後，明顯為了電影可以在中國上映的票房考慮，接受《時尚雜誌》訪問，將2019年香港年輕人的抗爭定性為「暴動」，並指斥西方傳媒為何不多報道正面的中國消息。
自由主義蔓延的後果
奧斯卡幾乎歷年都涉及政治，由50年前《教父》主角馬龍白蘭度拒絕領獎，改由一名印第安少女上台宣讀要求關注傷膝河大屠殺宣言開始，奧斯卡就逐步陷入政治。
如果不涉政治，當年奧斯卡頒獎禮，看見馬龍白蘭度缺席，看見小女孩上台要求關注美國主流社會屠殺印第安人的歷史，就應該由司儀挺身而出，將頒獎禮叫停，將與電影毫不相干的這位印第安少女有禮貌地驅逐出場。
半世紀前首開紀錄，是因為美國社會的世代交替。衣冠楚楚的社會主義和保守的基督教價值觀，隨着反越戰的運動興起，開始退場。以前的《亂世佳人》，代表的戰前一套美國主流價值觀，隨着美高梅片場制度的沒落，獨立製片的興起，史提芬史匹堡和佐治魯卡斯進佔影壇，掀起一場電影製作和主題的革命，自由主義思想在荷里活進一步蔓延，取代了從前的保守主義。美國電影由戰後出生、吸大麻和反戰平權的一代取代。
寫實題材成為通行證
社會的變遷必然涉及文化霸權的荷里活。最早推介而變性的電影而獲得獎項，是德斯汀荷夫曼的《杜絲先生》，當時男扮女裝，已經為易服癖鳴鑼開道，仍以娛樂的姿態出現，相當中性。到了《丹麥女郎》已經是公開維護變性手術。
至少《月亮喜歡藍》和《羅馬》，更是以性別政治和第三世界的貧窮為題材。這兩齣電影，以藝術而言，相當平凡，卻政治意識正確，頒獎之後，過兩年就沒有人談論，不像幾十年前，由《北非諜影》開始，幾乎年年的得獎片，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意識形態先行，也對其他世界造成影響。日本和韓國紛紛效法，《上流寄生族》這類揭示貧富懸殊的社會寫實題材，是進步奧斯卡和西方影展的一張通行證。
於是北京出生的女導演趙婷的《浪跡天地》得到最佳電影獎，但因為導演聲稱，以前生活的地方充滿謊言；這番話導致其本人及其電影在中國遭到抵制。
但是楊紫瓊沒有沾上這一部分的政治，於是又獲得中國官方大方協助宣傳，在這個時刻，形象低落的中國，需要楊紫瓊為這個國家近年「戰狼外交」帶來的負面形象洗白。
在這方面，甄子丹和楊紫瓊，也有意無意擔當了這種政治的角色。只是楊紫瓊的身段和處境比甄子丹優越和靈巧。荷里活和奧斯卡的政治化，連結到網絡以及中國的影響力，必然每一年到了3月，就是一個激烈的戰場。
矛盾交疊致無所適從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中國的影響力逐漸增加。而以美國的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勢力，面對中國，有點進退失據。特朗普是美國左翼的頭號敵人，但整個美國又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然而中國又是荷里活的最重要國際市場。三者角色重疊，利益衝突，令奧斯卡主辦單位無所適從。
奧斯卡的困境，也是荷里活的困境，同是也是美國面對中國威脅的困境。其中的演員，不論甄子丹、楊紫瓊，還是成龍，走馬燈一樣，你方走罷我登場，其實都是前線的幾隻棋子。而數以億計的世界觀眾，在另一場不帶硝煙的戰爭中，是觀眾的同時，也是被政治意識洗腦的目標。
如此尖銳的文化戰爭，到底得獎的電影好不好看，已經是其次。至少這幾年來，奧斯卡得獎電影的娛樂性大減，政治意識的正確性大增。變成許多著名的大製作，以無法或無心成為奧斯卡競選電影為榮。
另一方面，電影串流平台如Netflix冒起，也令戲院此一電影的載體走向沒落。荷里活不知進退，隨波逐流，陷入政治意識形態的迷霧而找不到出路。這是西方現代文明走向衰退的重大指標。
原刊於CUP媒體，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