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大學醫學院護理學院及公共衞生學院助理教授徐詩鈴在9月24日（周六）於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指出，香港超級細菌CPE引致的發病率呈穩步上升趨勢，尤其是夏季（7月至9月）是高峰期，一旦社區出現大規模感染個案，現有的抗生素不但會無效，而且會因為缺乏有效預防和治療感染的藥物，導致很多醫療程序風險增加。她建議醫管局將監察數據與全球監測系統的格式統合，避免部署應對策略舉步維艱。以下為書信全文：
親愛的公公婆婆：
你們在天家適應新生活了嗎？半年內跟你們相繼道別，我的心情都未能完全平復，但是知道你們身體不會再感到不適，又可以在天上團聚，我又替你們感到開心。
回想起疫情前，你們身體轉差，開始出出入入醫院。每次探望你們，見到醫院擁擠的情況，我都覺得好心痛。在醫院裏面，我好記得婆婆隔離有位病人，他的儀器上面貼了一個“MRSA”的標籤。當時我剛好都在做相關的研究，突然有好大的感受，這些抗生素耐藥性（AMR）病菌原來和我們可以那麼接近。
抗藥性病菌增加公共衛生風險
英文簡稱”MRSA”的金黃葡萄球菌是一種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超級細菌，一般會引致皮膚和軟組織感染。AMR細菌可以經人及經食用動物傳播，前者則當患者服用抗生素後，抗藥性細菌可能在體內繁殖，當患者前往醫院、診所或社區，抗藥性細菌可能會經過不潔的設施或人與人的直接接觸而傳染他人。
至於後者則在發生在食用動物上，一旦食用動物施用了抗生素，抗藥性細菌可能在腸道繁殖。若消費者食用未經徹底煮熟而受污染食物，便會有感染抗藥性細菌的風險。一旦社區出現大規模感染個案，現有的抗生素不但會無效，而且會因為缺乏有效預防和治療感染的藥物，導致很多醫療程序，例如：器官移植、癌症化療、糖尿病管理和重大手術的風險增加，對體弱患者影響尤深。外國曾經有統計指，AMR在2030年間，會令多達2400萬人陷入赤貧，若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將可能導致在2050年間全球每年高達1000萬人死於AMR。
除了MRSA，還有在香港都好常見的超級細菌CPE。此細菌能抵禦多種常用抗生素，會導致治療方案受到限制，令嚴重感染難以醫治。而且感染個案持續上升，根據醫管局統計，CPE個案由2011年的19名患者，增加至2015年的340名患者。這類細菌的帶菌者可以毫無病徵，但細菌也可引致嚴重甚至致命的感染。宏觀全球情況，有報告指出，全球CPE死亡率約26%至44%；從經濟層面而言，美國有研究估計，CPE所造成的支出高於很多不同的慢性疾病。
香港須建立國際接軌監察架構
為了解本港CPE流行病學情況，我們港大醫學院早前進行一項研究 ，利用醫管局轄下的臨床醫療數據分析及報告系統（CDARS）的電子健康數據庫作研究。CDARS中的數據是去識別化，即是去除病人姓名和個人資料。不過，我們數據內亦包括患者的人口統計、診斷、程序、處方歷史、住院記錄、登記死亡日期和實驗室結果。數據庫自1995年成立以來，已經累積了超過1100萬個患者的病歷。
今次研究發現，曾經使用β-內酰胺抗生素是攜帶CPE的獨立危險因素，事件發生的比率為1.37。這類型的抗生素其實好普遍，例如我們成日聽到的盤尼西林，其實都是β-內酰胺抗生素的其中一種。而且我們的研究收集逾十年的數據，我們發現CPE發病率呈穩步上升趨勢，尤其是夏季（7月至9月）是高峰期。
今次研究亦反映，大數據可應用作監察AMR的情況。本港需要建立AMR的監測系統，透過統一的格式收集數據，從大數據中預測所帶來的負擔，例如病發率、死亡率、相關經濟成本等，以計劃部署方案。不過，儘管公營醫療體系提供了一些耐藥監測數據，這些數據與AMR全球監測系統的格式並不統一，數據與數據之間難以發揮參考價值，導致部署應對策略舉步維艱。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早在2015年成立了國際AMR監測系統，目標是透過國際合作有系統地收集AMR監視數據。香港作為其中一個合作單位，可以多參與發展，建立一個能夠與國際接軌的架構以進行AMR監測，組成一個包括醫管局、公共衞生服務處和涵蓋食用動物和食物的監測平台，加強及統一醫療機構的AMR監測和測試的方法。作為學者，我們亦有責任加強公眾對使用抗生素的教育和認知，確保我們正確使用抗生素。
造成AMR因素甚多，即使正確使用抗生素，耐藥性也會自然發生。不過，這樣不代表我們要坐以待斃，抗生素有效的次數和時間有限，與水電一樣是有限的資源，我們應該好好運用它，延長它有用的時間，爭取更多時間去研究新藥物對抗惡菌，確保我們的健康和保護高風險人士，減少醫療負擔。那我們就可以健健康康、長命百歲，好似公公婆婆你們一樣過着美滿的人生。
詩鈴上
2022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