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是個永恆的話題。
在我的老家湖南，農民每天早出晚歸，甚至把老少留在家鄉，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復一日，一年到頭就是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沒有剩餘財富，在溫飽的邊緣活着。在世界另一個半球的美國，比爾蓋茨每天也早出晚歸，但他不僅吃住不愁，而且他的財富超過500億美元。即使他什麼都不做，每年的投資收入也可有50億美元甚至更多！財富水平為什麼這麼千差萬別？難道剝削真的是貧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裏，勤勞是否還是財富與收入的決定性因素？是否還要堅持「勤勞致富」？如果不是勤勞，那又是什麼呢？
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古人還是現代人，只要進取心是人之本性，財富話題就總會令人着迷，也永遠會令人着迷，在本書（《財富的邏輯》）中，我們就來談談財富這個話題。
今天，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的確是史無前例地高。按照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從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為基準）增加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增長了一倍；而從1880年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卻增加了5倍多，從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
中國的經歷也類似，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國人均GDP從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沒變！儘管從那之後中國社會動亂不斷，但隨着晚清洋務運動的深入，中國一步步捲入工業化、全球化的發展潮流，到了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實際購買力為準），也增加了近5倍。
財富創造力今非昔比
當然，這些GDP數字可能太抽象。我們不妨從3個具體角度來看資本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
首先，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發生了質變。我們中國人喜歡說「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時期經濟發達，百姓生活富足。既然這樣，乾隆時期朝廷應該非常富有，國家也應該很強盛吧。我們不妨算算當時朝廷到底有多少錢。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歲收為4937萬兩銀子，按照今天1000克銀子為3600元人民幣的價格算，相當於今天的11.4億美元，這數字當然很大，大得能讓人暈倒！
不過，這種收入規模可能會讓農業社會的人暈倒，而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個數字雖然也大，但不會大到讓人暈倒的程度，因為今天一家民營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這多。以施正榮於2001年創辦的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為例，其2007年的銷售收入已高達14億美元，也就是說，2007年一個施正榮經營的公司收入就超過了當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
我不是要比較施正榮和乾隆皇帝到底誰的權力更大，誰更威風，而是希望強調今天的財富和收入創造力是多麼高，一家民營企業的歲收就超過當年盛世時期朝廷的歲收，更何況中國今天有數千家這樣的民營企業、上萬家同樣或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
其次，普通人的真實收入也翻了幾番。倫敦經濟學院的馬德斌教授和5位同人對1769年清政府匯輯的《物料價值則例》及荷蘭東印度公司曆史檔案館做過仔細研究。結論是，相對於乾隆盛世時期，中國人的真實收入翻了幾番。
最後，不僅收入的量有巨變，而且生活內容和品質也發生了巨變。乾隆時期普通人的消費開支中，75%的錢都花在食物上，這是為了填飽肚子，為了生存，一天忙到晚就是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將30.5%的開支花在吃上面。更何況，今天許多消費品是200多年前所沒有的，比如單車、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視、電腦、手機等。當年，在全中國，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適，但再怎麼舒適，夏天也沒有空調，冬天也沒有暖氣。即使有8個人、16個人給他抬轎子，也遠比不上今天坐轎車那麼平穩。
冷藏技術和交通工具也使我們的食物結構不再受季節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蘋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廣東才能吃到荔枝。1986至1990年，我在耶魯大學讀書，有一位廣州來的同學，每次拿起蘋果就流淚。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他母親重病住院，有一天突然想吃蘋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這個孝順兒子在大夏天，跑遍整個廣州城都沒能找到蘋果。這件事給他留下了一輩子的遺憾。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在廣州，就算是全國各地的小鎮，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都能買到蘋果，不用再為找不到蘋果而痛苦了。資本全球化不僅促進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大大擴充了生活、消費的種類與空間。
為什麼財富創造力變遷這麼大？
看到過去200多年的變遷，我們會問：到底是什麼使人的生存能力、財富創造力發生了如此大的跳躍，實現了此前幾千年所沒能完成的事？又為什麼即使到今天還是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財富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問題正是本書想回答的。我想，可以從3個維度來理解財富創造力的變遷。
首先是深度。這體現在單位時間所能生產的東西上。比如，原來手工做恤衫，可能要一天多時間才做一件，但現在通過機械化生產，加上流水線式的勞動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個制衣工人一天能做50件以上。原來在南方的糧食、蔬菜生產，一年只能種兩季，現在有了溫室技術，同一畝地一年甚至可以種20季蔬菜。雞蛋、肉類的生產速度也因機械化和現代技術而大大加快。科學技術對生產能力、財富創造能力的推動是以往談得比較多的話題，這裏就不多說了。這方面發展的起始點一般認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
其次是廣度。一方面是市場地理範圍跨地區、跨國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費品、工業品種類與空間的擴大。市場地理範圍的拓展為什麼能提升財富創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鎮，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質量恤衫可能只能賣20元，但是，同樣的恤衫在美國賣，可能要賣80美元，相當於500多元人民幣。這種差價意味着商機。
當中國恤衫可以出口到美國，不僅湖南的裁縫們可以生產更多的恤衫，出口賣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價錢能夠提升到100元甚至更高。所以，跟原來只能制作衣服賣到本地（即市場範圍只在本地）相比，現在的市場範圍已跨地區、跨國界，同樣的東西能賣出更高的價錢，而且銷量更大，這當然使中國各地的收入水平、財富創造力大大提升。對美國來說，這也很好，因為原來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的恤衫，現在可能只要花50多美元。再比如籃球比賽，原來沒有電視、電影的時候，不管籃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現場的人才能看，才能欣賞，因此每場球賽的價值有限。
現在有了電視，有了全球化的市場，雖然球場上的運動員所要付出的勞動力跟100年前沒什麼差別，一場球賽也同樣是一個多小時，但是，由於美國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比賽在全球有幾億，甚至十幾億人同時觀看，同樣一場球賽的價值遠遠高於過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500萬美元。如果沒有市場在全球範圍內的拓展，這種收入和財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們看到，工業革命使人類生產物量上升，而市場地理範圍的拓展使人類創造的東西的價值量上升。
不過，財富創造力的廣度力量不只是這些，還包括創新所帶來的全新收入機會。像電力、石油、汽車、飛機、電話、電腦、電影、電視、報紙，甚至軟件和互聯網等，這些現代行業都是200年前所沒有的，它們的存在和發展不僅增加了財富創造力的深度，或說強度，而且也開拓出全新的收入領域，使財富的容量發生質變，以至於今天中國GDP的85%以上來自這些現代行業。
最後是長度，也就是時間維度。這體現在今天的財富和未來的財富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一個半世紀前，在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還沒有充分發展之前，一個創業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還是中國的李彥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獲自己創業成功的果實。所以，在原來的世界中，成功的企業家也得等上幾代才能成為百萬富翁，成為億萬富翁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有了股票市場之後，股票使得創業者可以將未來無限多年的收入預期提前兌現。這樣，比爾蓋茨在20幾歲，李彥宏和江南春在30幾歲，就能把部分未來收入預期以證券的形式賣掉，年紀輕輕就成為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幾十年、幾代！
股票和其他金融證券使人們把收入、財富在不同時間之間進行轉移配置變為可能，其結果是縮小了過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來收入之間的差別，把未來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間的距離長度縮短了，讓預期的未來財富能方便地轉變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財富。於是，不僅今天可以擁有的財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創業資本供給量，使社會今天就能增加投資，這反過來又增加了大家接下來的收入機會和財富創造力。
換言之，現代金融證券市場的發展從根本上加快了實現財富的速度，使未來的財富也能轉變成今天的資本，從而增加資本總量，加快資本周轉速度。這即是現在億萬富翁這麼多，而過去沒有億萬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證券資本市場在過去150年的發展使其變得可能。
制度資本決定國家富裕程度
當然，財富創造力在深度、廣度和長度3個維度的發揮，又取決於一國的制度，包括產權保護體系、契約執行體系及保障市場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雖然一國在這些維度上的水平可以通過模仿在短期內上升很多（即所謂的後發優勢），但要想長久在這3個維度上都建立優勢，有利於市場發展和深化的制度資本不可或缺。各國在這3個維度上的差別是其制度質量的最終反映，也是決定國富國窮的核心維度。
目睹中國和世界財富在近半個世紀的快速增長，我們今天真的很幸運。比這更幸運的是，我們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統的機會認清財富的邏輯。在19世紀60、70年代，我們今天熟悉的科學技術（深度）、全球化（廣度）和證券制度（長度）要麼還剛起步，要麼還遠不成熟，所以，那時的研究者還根本無法想象，更無法看到這3個維度上的深層發展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何種奇跡，他們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資本化及資本全球化的終極影響。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堂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