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去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讀法律。一天，老師說下堂課要討論Charles Whitman Case。我初來乍到，不知道是什麼，急問旁邊同學，才知道它是美國第一個校園槍殺案。
一個小瘤釀成的大罪
1966年8月1日，25歲的Whitman爬上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園最高的樓向下掃射，打死14個人，傷了31個人，最後被警察擊斃。令人驚訝的是，他在遺書中，要求警察務必解剖他的大腦。
原來他掌管情緒的杏仁核上長了個胡桃般腫瘤，這瘤使他飽受頭痛及不知名黑色念頭折磨。他曾看過5個醫生，包括一名精神科醫生，但在沒有電腦斷層掃描年代，醫生只能開止痛藥。止痛藥對他的殺人意念一點幫助也沒有，最後釀成大禍。
這案子當時讓我目瞪口呆，不能相信一個小瘤就能使一個智商120的工學院學生犯下滔天大罪，所以我後來決定轉去念神經科學，從大腦來了解行為。
犯罪防治要從意念着手
最近德州又發生校園槍殺案，槍枝管制法案又再次被提出，但是一個要殺人的人是有辦法買到槍枝的，只是困難一點而已。就像未滿18歲不可以買酒，但酗酒的青少年還是一大堆。犯罪防治要從意念着手才有效。
一個反社會行為的產生有很多原因，最基本的一個是家庭失功能，絕大部分暴力犯來自破碎家庭。威斯康辛大學H. Harlow的猴子實驗顯示，受虐兒長大會成為施虐者，家庭若瓦解，社會必然動盪不安。加拿大麥吉爾（McGill）大學神經學家米尼（M. Meany）更發現，童年不幸經驗會深入到DNA層次，改變基因展現，使他們後來對壓力和挫折的反應不同。
哈佛大學醫學院則發現，言語暴力對大腦傷害比肉體更深（所以老師不可以罵學生白痴、豬狗不如等傷害自尊心的話），長期生活在恐懼中的孩子，海馬迴比較小，因此記憶比較差。學業成績不好時，挨打次數更多，惡性循環下去，他的人生就不一樣了。
母親懷孕時的營養，也會造成孩子反社會行為。荷蘭「飢餓的冬天」就是個例子。1944年冬，德軍封鎖萊茵河，使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居民缺糧，他們餓到連鬱金香球根都挖出來吃，而它是有神經毒的。
18年後，這些孩子要去當兵，在身體檢查時，發現懷孕初期，飢餓母親生下的孩子，大腦因發育不良，反社會行為機率比其他人高。模里西斯的研究也發現，孩子3歲前的營養直接影響20年後的犯罪紀錄。
安全感是生命的最基本要求
英諺：If rich and poor can’t look each other in the eye, it will be an eye for an eye。種族歧視、貧富不均等不公平現象是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要避免這種濫殺悲劇的再發生，社會和諧是唯一方法。
美國因特朗普挑動族群分裂，加上高失業率和家庭功能瓦解，造成一堆憤怒年輕人拿槍洩憤。台灣雖然因為槍枝管制，情況好一點，但年輕人酒駕、暴力砸車、隨機殺人、超商挖眼等事件，都顯露出台灣的隱性炸彈也不少。
安全感是生命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政府對人民最起碼保護，我們的執政者，你們聽到了嗎？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