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糴直頭係壞腸胃……」許冠傑的歌能夠深入人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從前市民發表意見，喜歡說「我哋呢啲打工仔」或「我哋呢啲升斗市民」來打開話題。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近日在《明報》撰文，指出近年相對地少有聽到這樣的開場白，是否因為市民不再自覺「人微言輕」，不得而知，但擁有權力的人認為今天的市民「大晒」，而一般市民則覺得自己不受重視，往往是各說各的話，就算拿出證據來，也改變不了他們的看法。
民意未能公開充分表達
呂大樂指出，造成今日這個局面，並不是民意消失了，而是某些源自民間的意見，並未能有效地以民意在公眾領域上表達出來。舉例說，就算收聽電台現場直播的立法會答問，也很難感受到市民關心的事情，能通過議員的發言表達出來。
他批評，現實是議會的議事水平，存在大幅改善的空間，民意未有充分表達，很多議員的言論卻很有民粹主義味道：「這一邊喊打喊殺，那一邊顧左右而言他，全無建設性的意見可言」。大部分代議士並沒有充分反映界別、社區的意見，亦不能提高政府精準抗疫的能力。
大眾傳媒提問了無新意
至於大眾傳媒的資訊，「兜來兜去離不開一兩個主題」。而其中一個「咬住唔放」的題目，是究竟特區政府搞「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傳媒人「反反覆覆，始終想套取官員、專家或議員講出他的選擇，因為之後便可以再請特首回應，然後整個話題又可以在媒體中運行一次」。
呂大樂認為，這是傳媒中「新聞精句的自我迴轉運作模式」。因為「這種新聞具備消費的潛質，能引人注意；但我們都清楚知道，這個題目已再無演變、發展的空間」。「動態清零」作為總路線，這肯定是正確的，「只要多讀一點辯證法，便能夠掌握其真義。在總路線領導下，大家可以討論一下抗疫態度」。所以，個多星期前特首在傳媒面前提到「不會自滿」，很多市民的即時反應是「吓？」，後來發現原來她在講英文：”we are not complacent”。這個「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的「抗疫路線」辯論，是傳媒圈子裏的議題，但市民最關心的，卻是另一類事情。
市民關心疫情反彈怎辦
近來有政府高官說「經一事，長一智」，有「保安叔叔」問呂大樂，究竟這一波（疫情)之後，政府長了什麼智？如果4月底感染個案反彈至一日2.5萬人，那怎麼辦？到時安老院舍有何新措施？如何有效隔離，迅速減少相互感染的機會？如何照顧缺乏自理能力的長者？又如果反彈至3萬人受感染時，是否就是新警號？確診者應該前往醫院，還是留在家中？公立醫院的急症室會扮演什麼角色？中央派來的支援隊伍有無興趣長期留港？疫情再爆發時，又是設備、人手不足呀！他們不能「話走就走」呀！
「咁跟住我可以點做？」
又有「清潔姐姐」問：咁叫人哋點做嘢？有冇堂食？一張枱可以坐幾多個人？咁遲啲學校係咪就復課呢？會唔會中間又改㗎？」
這一連串問題，回答是：「你問我，我問邊個？」
呂大樂說，香港人習慣問：咁叫人點做嘢？如「清潔姐姐」所說：「我唔知你搞乜，但係你要話畀我聽，跟住我可以點做！」那個不是「為什麼」的提問，也不是跟你研究防疫路線，而是直接、簡單的「如何操作」問題。
他分析，「咁叫人點做嘢」？這是關於預算──升斗市民要為自己，有時也為他人而做好準備，要有打算。那些準備工夫可能殊不簡單，但統統稱之為「做嘢」。升斗市民「做嘢」要有方向、步驟、規範。他們最怕「唔知點做」──「唔知你做緊乜嘢」之餘，他們更不知道自己「做啲乜嘢好」。
因此，呂大樂呼籲在上位者反璞歸真，認真聽聽升斗市民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