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筆下的清史泰斗──懷念陳捷先先生

編書者按︰陳捷先教授（1932-2019），江蘇江都人，出生於江都邵伯，1949年自上海乘船來台，1956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1959年獲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後應邀加入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計畫。1970年任台大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職。1973年，借調成大歷史系主任三載。1980年，應聘為美國麻州大學客座教授，1990年榮獲韓國圓光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95年退休，獲聘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南開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移居加拿大。2002年獲聘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授，2006年退休返回加拿大，並獲聘佛光大學名譽教授。2019年3月17日逝世於加拿大溫哥華。捷公為學專治清史、檔案學與滿族研究，著有《以史為鑑——漫談明清史事》、《清史雜筆》、《努爾哈齊寫真》、《康熙寫真》、《雍正寫真》、《乾隆寫真》、《明清史》、《透視康熙》、《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青出於藍——一窺雍正帝王術》、《滿洲叢考》、《清代台灣方志研究》、《東亞古方志探論》、Manchu Archival Materials、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s、《族譜學論集》等書。

陳捷先先生，我們都稱他為捷公，是台灣的清史大專家。是我座師，我也是他唯一一位中文系的學生。

他1960年即完成碩士論文《滿洲叢考》，後來在清史研究上卓具聲望。但我認得他，並不在清史領域。

他是傑出的學者，更是傑出的學術經紀人，在推動學術發展上真是貢獻良多。

力推台灣史蹟源流會

早年他參與東亞學會哈佛燕京學社資助項目時，我還沒進大學。可是後來我們就都受惠於他主推的一個專門針對大學青年研修活動：台灣史蹟源流會。

這個研習營，教學目的很簡單，叫做「身為台灣人，應知台灣事」。內容是台灣史。但不是呆講政治經濟，而是生活性的，除完整介紹台灣歷史發展之重要事件、制度措施、相關人事地物沿革外，還指導學生對大台北地區相關歷史遺跡、古蹟建築、傳統產業、風土民情、鄉土文化等進行實地訪查，並製作簡報於期末公開分享。

觀察重點包括宅第、孔廟、城郭、街屋、教堂、學校、園林、砲台、書院、牌坊、寺廟及裝飾特色。要求：一、分組規劃；二、搜集資料；三、審查企劃書；四、行前教育準備；五、實地訪察拍照；六、匯編圖文資料；七、製作成簡報；八、發表口頭報告。

現在看，都還覺得辦得鮮活，何況在40年前？後來台灣史烏煙瘴氣，成為政客擺弄場，且有一堆人來搶旗號，宣傳說政府當年不重視台灣史，台灣史都是他們打出來的疆域，我看了就覺得好笑。我讀的淡江大學就特闢有台灣史研究室，而捷公他們辦的台灣史蹟源流會更是成果輝煌呀！

捷公當時主要是在台大當歷史系主任。這單位是台灣史學界的龍頭，高手雲集。但最特別的，是不只關注漢文化主流，更有教滿文有廣祿教授，教蒙古文的有札奇斯欽教授，裁成人才無數。

滿清歷史的權威

那時，在政大教維吾爾文的有阿不都拉委員，教藏文的有歐陽無畏喇嘛，另有一位金姓滿人教滿文。捷公夫人侯有蘭女士是滿人，捷公自己的滿文造詣也甚深。所以又提倡阿爾泰學研究，群策群力，成立阿爾泰學會，每年召開年會，並做國際交流。

蔣復璁院長還聘他擔任故宮的顧問，指導整理滿文奏摺與翻譯工作。故宮藏有40大冊的老滿文檔案，是滿清入關前的太祖、太宗的檔案，古奧難懂。清入關後，康熙、乾隆曾用後來的新滿文重寫，一般稱為《滿文老檔》，但不是真老，且有很多改纂。

在台北故宮的北溝聯管處時代，李濟先生用哈佛基金會名義向聯管處申請，派李學智與史語所照相技師李湫濤拍攝了顯微膠捲。微捲後來由李學智保管，由廣祿教授指導李君翻譯。阿爾泰學會成立，外國學者向故宮建議，將此40大本檔冊影印流傳，以便研究。故宮接受了建議，由捷公將滿文老檔影印為10冊，發行海內外。是故宮和阿爾泰學會的重要業績。

不料這卻引起一場糾紛。據昌彼得先生《宗陶老人自敘》說：「這一下觸怒了李學智。原來，他以為控制的微捲可以價值連城，奇貨可居；原書印出，則誰還要再看微捲。此後，他即處處找故宮的麻煩洩憤。我曾以私交的立場，寫了二封信勸他，他置之不理。

在《新聞天地》之類的小雜誌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攻擊故宮，也批評陳捷先先生。我曾寫信明告李學智：故宮自故宮，陳捷先自陳捷先，批評故宮不等於批評陳捷先。他依然故我，繼續撰文批評故宮。我忍無可忍，最後寫了一篇〈總答李學智先生對故宮的批評〉的公開信，發表在《幼獅月刊》上，措辭嚴厲。不久，聽說李君辭職回大陸去了。」（《國家圖書館館訊》2010年第2期）

事實上，捷公1969年已整理出版《舊滿洲檔》，1978年又由台北大化書局出版了《滿文清實錄研究》，作為《滿文檔案叢考》的第一集。第二集《滿文清本紀研究》1981年由台北明文書局出版。在這個領域中的地位，不是幾句閒話可以動搖的。

先生尚有其他有關清史的中英學術論文百餘篇，一部分輯為《清史雜筆》，自1977年起由李善馨先生主持的台北學海出版社陸續出版，先後八輯。1973年還募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CLS）捐贈出版基金，由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宮中檔光緒朝奏摺》，按年月編排，每月出書一冊。共26輯，嘉惠士林。

我是在他這些豐功偉業都做完之後才與他相見的。

過程有點曲折。

考博遇上轉制老師助尋考委

1983年我在師大準備畢業。原先台灣的博士制度是考兩次，學校通過後，由教育部再組織考試委員考一次；通過了，才授與國家博士學位。那年風聞要改革，廢除後面這道手續，由學校直接考試授予學位。如此一來，國家博士當然也就廢了。我非常着急，還想着擁有國家博士的虛榮呢！乃匆促提交了論文。

慣例，博士需有學問，故需要火候，從來沒有四年就畢業的，都得十年八年。我這樣破例，師友頗不以為然。幸好所長黃錦鋐、指導教授汪中兩位老師非常優容，同意我闖關，並替我安排了勞幹（貞一）先生等大家來考我。

可是我論文都送去給各位先生們以後，卻接到教育部的命令，曰：舊制取消，新制還沒研擬出來，考生姑且等等。

這一下，由夏徂秋，等到蟬鳴都歇，等得我頭皮發麻，勞先生甚且不能再等，而回美國了。

新規矩下來時，已臨近下學年開學，又需立刻考，否則要計入下一學年，等於白白晚了一年。於是老師替我趕緊找頂替的考試委員。捷公與黃老師汪老師交好，遂匆匆被請來救場。我這才有機會成為他的門生。

捷公為什麼與汪老師他們交好呢？師母妙擅丹青，捷公則能書法，學臺靜農先生，亦作倪元璐體。汪老師又長期在台大教詩、與臺公詩書酬唱最多，所以捷公常與他們玩在一起。其《清史雜筆》八集，都由李善馨先生出版，李先生便是汪老師的好友，所以書的封面也由汪先生題耑。可見他們是捷公在史學界之外的另一個親密朋友圈，捷公之具有文人氣也可以想見。

但我還一時不能感受到老師的文人氣。他正擔任《聯合報》文化基金會的國學文獻館館長，草萊初闢，選擇方志與族譜為切入點，開始辦有關方志、族譜的研討會。知我曾協助申慶璧、白惇仁老師編修《宜蘭張氏族譜》《淡水鎮志》《花蓮縣誌》，便要我和申先生白先生都參與他的活動。

他本寫過《清代台灣方志研究》《東亞古方志探論》等書，是方志學的大行家。館中又聘了盛清沂先生等人來，氣象高俊，並擴及海外，舉辦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等（中韓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等，也都是他創的）。我得參末議，飽饜盛饌，深受啟發。

遠棲加國學術興致不減

後來我不幸入了仕途，他則鴻飛冥冥，遠棲於加拿大溫哥華，師生遂不能相見矣。

期間，我去溫哥華接受城市金鑰，曾去拜訪他並看了師母的畫展。但也僅此而已。

直到在宜蘭辦佛光大學，要成立歷史研究所，我才懇請他回台灣幫我。

老師快然灑諾，一人返台，住在山上。雲起樓、雲來集，天風海雨，霧裹雲遮。

我頗擔心他寂寞無聊，因為他曾是那麼有活力的人。可是他能量不減，興致仍很高，對我們後生小輩頗有鼓舞。有時他會寫示對聯給我，其實是對我的勸勉。他不好直接教訓我這個「校長」，所以用這委婉的方式。有時則拉我去他宿舍小酌，親自做獅子頭給我吃。他是揚州江都人，善於烹調，很有生活情趣的。

那幾年，除了學校教學，他仍不放棄社會教化。鑒於小說和影視劇「戲說歷史」成風，而且戲說的多為清史，他致力書寫一系列「人人可讀，人人能讀，人人愛讀」的歷史讀物，先後完成了《康熙寫真》、《雍正寫真》和《乾隆寫真》。針對李登輝的兩國論，則寫了《不剃頭與兩國論》。憂心時局、關心世道之情，非常明顯。

捷公信念兩岸合力保存文化

2002年大陸決定重修《清史》，成立清史纂修領導小組辦公室（清史辦），由人民大學戴逸教授任主任。

清史，北洋政府於1914年開館纂修，歷經14年修成。但因各方都不滿意，所以只稱為《清史稿》。政府遷台後又修了幾次，大陸也曾三次動議重修，並成立相關機構籌備，但終未及實施。所以這次重修頗為轟動，預算也高達十多億。

捷公對此極為擔心，認為文化的事，兩岸應該合力；且大陸修撰者對台灣收藏的清朝史料和檔案、曾經重修的經過和成果、國史館所存當年修清史時的卷包和資料都不清楚，台灣正應大力協助。

因此我跟他跑了一趟北京，說明利害，以佛光大學名義邀請戴逸先生率團來台。我們協助他查考資料、聯絡相關學術機構，並由我主持兩岸學者清史纂修研討會，請戴先生向台灣學界正式介紹這個項目，邀請同道協力。然後我們又組團去北京，與清史纂修團隊和大陸史學界商量合作。終於在2004年初制訂出了《清史編纂手冊》，作為編纂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