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市民習慣叫外賣，外賣平台乘時而起，生意大旺，財源滾滾。有外賣平台派送外賣的服務員（下稱外賣員）不滿公司多次下調最低服務費，發動罷工。勞資雙方經過多輪談判，終於達成共識，外賣平台承諾平日增設繁忙時段獎金。若實際送餐距離與公司計算距離相差超過一公里，每單將補發5元補貼，事件很快便平息了。
疫情下外賣旺場 外賣員供過於求？
據悉，外賣員主要分電單車、私家車、單車（自行車）和「步兵」4種，目前全為自僱者。去年初電單車手每張單可獲至少60元，「步兵」可獲至少45元，今年初已減至分別為50及30元，最近再跌至38及22元。罷工外賣員爭取包括訂單費重回2020年末水平、更透明的服務費架構，以及容許外賣員拒絕假單等。
不過，有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幹事指出，疫情嚴重時大量人手投身外賣員行列，造成人手過剩，導致外賣平台不斷減薪，以全職計，有人收入減少了三成。
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教授周五在《明報》撰文，稱本以為外賣員罷工事件會「發人深省」，喚醒市民對零工經濟（ gig economy ）底下勞工權益的關注，但現實卻是整件事「快來快去」，在不到一個星期時間內，公眾的關注很快就冷淡下來了。
呂大樂認為，外賣員的狀况，很可能就是未來更多青年要面對的勞動市場處境，「談什麼生涯規劃、人生價值，很難抽離於現實中的就業結構、僱傭關係等不同方面的變化」。何況，近年這些變化都有新的資訊科技包裝，表面上好像是先進科技帶來的新秩序，於是很多人會覺得此乃「大勢所趨」，難以逆轉。
鼓勵年輕人創業 沒提醒承擔後果
他指出，零工經濟正在快速擴散，愈來愈多青年將身陷其中，不過大家卻好像不大在意，就算有討論，很多都傾向於把焦點放在高技術、知識型、創意的工作之上，視它們為跨領域、彈性、面向未來的就業方式。
「斜槓」（slash）可以是高薪、高技術、甚有創造性的工作，而且往往因為是跨界別、跨行業，「發展空間巨大，前途無可限量」。但是，嚴格來說，零工跟「斜槓」並非完全是同一回事，儘管背後都有一種對僱傭關係的新態度。無論如何，新名詞的出現，總令人產生錯覺，以為這是未來新世紀人才必備的多元技能。
呂大樂又認為，零工跟「斜槓」搞得含糊，背後的大環境是在過去30、40年裏，大家傾向於接受一種突顯「創業性」的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美其名是多種選擇、身兼多職、跨越領域、多元才能、不受束縛、高度自主、不受支配，實際上是舊有的保障早已一去不返」。
青年學生人人受到鼓勵要有企業精神、創業精神，最好是尚未畢業已開展了自己的事業。將來或者當老闆，「自僱的可能多過伙計」，這對企業的運作是好是壞，日後自有分曉。
這樣，傳統「從低做起」的想法變得保守，而「循序漸進」就會被視為缺乏勇氣與膽量。很明顯，這種「創業性」的自我不能避免地會對現存文化、價值帶來衝擊，問題是社會怎樣回應。
突顯「創業性」的自我，自然的要培養青年人的冒險精神。他們要敢於創新，勇於突破現有的框框。但很多鼓勵冒險、創新的論述中，卻沒有提醒青年人要承擔後果。換句話說，「食得鹹魚抵得渴」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講得太少了。沒有充分準備面對挫敗的青年，會如何闖出一番事業？只能拭目以待了。
呂大樂指出，現實中，零工經濟保持着資本主義的二元格局，即處於高位的有更多選擇，他們身兼多職、跨越領域、多元才能、不受束縛、高度自主、不受支配，但處於低位的卻是完全另一回事。然而在數量上處於低位的一定較高位的多得多。
所以，當零工經濟在擴散的時候，要關心憂慮的，並不是上層的那批「斜槓」，而是下層的「炒散」。對很多人來說，外賣員的遭遇，肯定沒多久之後亦會發生在很多打工仔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