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界，目前至少有三個全球綜合性大學排名榜（university ranking）較廣泛為人熟知，就是 QS、THE（泰晤士高等教育）及SJTU（上海交大）。此外，還有各項地區性、學科性與新興院校排名榜。
這些排名機構定期發表其排名榜，每次傳媒必然炒作一番，近期「搶眼球」標題包括「THE 排名榜港大大跌七位」、「港七大學排名持續下跌」、及「全球大學聲譽排名前50首次無香港學府」等等。
這些排名榜之目的從來不清晰，但估計是與評比聲譽、素質或表現有關。另外，它們所採用的指標及方法也各有不同，同一所大學在不同排行榜的名次亦有佷大差異，叫人眼花撩亂，爭議不休。
大學排名遊戲有天生的缺憾：大學不是一般市場商品或企業，其多重的社會目的及軟特性不容易或不宜作評比，也不適宜用簡單的單一數字來表達一所大學的整體素質與表現。評比應否重視過程增值，而非產出指標也是一個大爭論。教育本身不是一項競賽，每所院校也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使命、定位和資源，簡單評比往往流於表面化和功利化。
另外，排名也會耗用參與院校大量的精力、時間及成本，這包括大量增加宣傳廣告預算，甚至招聘不教學的研究教授刺激研究產量等。很多成本最後只會轉嫁到學生身上。近年排名機構的一些行徑和手法缺乏嚴謹與獨立性，方法與結果具爭議，損害了其可信度。參與排名亦可能影響辦學理念和特色，令功利主義在校園內活躍。
筆者嘗試把排名的具體流弊或問題總結如下：
一、指標內涵過份狹隘
排名機構一般忽視過程（process） 或增值因素。它們都未能針對大學的真正目的、本質與內涵而制訂。大多數都偏重於一些簡單指標如學術聲譽、國際師生比例、師生比例、研究生比例、博士數量、學生人均經費、論文量及引用率、教授人均研究經費、畢業率及畢業生起薪點等。
THE 與 QS 同樣不重視課程與教學素質，學生所學與成長等增值因素。論文被引用數目只計算以英文發表的期刊；「國際教師比例」對較少「土產」博士及長期倚賴國際招聘的香港及新加坡院校特別有利。另外，大多香港院校都把內地學生計算入國際學生比例內，已成為行內的笑柄。SJTU 排名只採用客觀量化指標，排名較穩定，但過分偏重理工科與科研成果，忽略了人文社科，指標範圍比 QS 與 THE 更為狹隘。
二、聲譽調查的偏見誤導
聲譽調查對象包括畢業生、院校同行與僱主等。除代表性的問題外，由於部分人可能更願意作出回應或提供更有利的意見，這些調查卻未有預防或控制這些偏見。另外，大多答卷者一生只在一兩間院校就讀或工作，他們對自己學校作評分時無法與其他院校作比較，因此其回應往往不夠客觀理性。受訪者也會偏袒個別院校（特別是其母校）。調查對規模大及歷史悠久的大學也特別有利。再者，由於不認識一些冷門國家或地區（特別是非英語地區），這些排名機構往往未有邀請有關院校參與調查。
三、院校提供數據的操守
部分量化指標數據，是由院校應排行機構要求自行提供的，一般都未經外部獨立審核。所提交數據的準確性與可信性有賴院校自己的操守。但很可惜，一些院校始終經不起誘惑，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失實的數據，以爭取較高的評分。201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全美院校排名，五所大學因被發現偽造數據而被警告或除名。這些做法對其他誠實的院校甚為不公，也無法杜絕。
四、藉排名變化製造新聞
公認頂尖的頭50所大學之表現及聲譽應十分穩定，但各校的評分和排名每年都會驟升驟降，其變動速率遠超出其實表現變化。這些變動有可能是由於統計的樣本誤差，但更有可能是排名機構故意作出人為變動。因為如這些院校的排名每年一樣或差不多，其新聞價值及商業利益就大大減少。當每年排行有變動時，媒體往往視為大新聞作報道。因此排名變動是「常規」及可預計的，但這不反映院校素質有明顯變化。這些做法對有關院校及其持份者每年造成一些不肯定和壓力，意義不大。
五、排名機構的利益衝突
目前大多數國際排名機構都具商業性質，因此有潛在或實質的利益衝突。一些機構除了進行年度排名外，也向院校提供收費的諮詢及評級服務，甚至尋求廣告和贊助。究竟這些付費院校日後會否獲得排名好處，很難考證。QS 於2012年推出讓大學付費來獲取一至五星評級機會，《紐約時報》作者 Ellen Hazelkorn 便懷疑這是否購買評級。近年有些名不見經傳的院校付費後獲評為最佳200所大學之一，已引起很多人懷疑。SJTU 同時兼任球證和球員，也難以避嫌。
結語：抗拒排名維護高教尊嚴
總體來說，排名機構所用指標頗為狹隘，只能評估整個教育過程的很少部分，忽視了學生的所學、其成長及院校如何改變其能力態度。類似排名也未能衡量院校的其他重要社會責任，如維護學術自由、文化傳承、及推動社會改革等。這些排名報告宣稱其可利用單一數字代表整體質量，但忘卻不同院校有其不同理念、定位、特色和發展階段。
商業化大學排名活動畢竟是弊多利少，可信度極低，教育意義不大。然而，儘管有諸多缺陷，排行榜將有其市場繼續存在。很多人將繼續使用（或誤用）這些排名來作參考。
正如北大前校長許智宏所言，「大學排名就像一把架在校長脖子的劍」。在未有一套較理想的評比系統出現之前，院校領導究竟應如何面對這些有問題的排名？
筆者提議，首先，他們要正確了解不同排名的背景、方法及局限，如有保留可主動提出拒絕被排名；第二，盡量不花資源和時間，去做只為取得更佳排名的活動，排斥功利主義；第三，盡量內外不提及自己所獲的排名（不論好壞或升跌），以避免「報喜不報憂」的尷尬現象和增加排名機構的權威性。
政府及院校也不應憑評分作資源分配，以維護高等教育的尊嚴。院校應對自己有信心，不需要外來不可信的指標來肯定自我。一些院校人員對這些排名已感到厭倦，拒絕再參與調查或傳閱有關資料。正如李歐梵教授指出，「第一流大學根本不管排名」。
對其他持份者，除要多了解排名榜背後的缺失外，他們可將大學排名遊戲視為周年品牌評比，不需要認真看待。學生如按大學排名來投考個別院校，容易被誤導。注視院校整體的國際認可及個別專業的評審更為實際，自已也要對院校的學習環境和教學素質，作全面獨立的判斷。
大學最重要的目標是教學育人，鼓勵人追尋真善美和共贏，而非追逐一些數字與名利。畢竟高等教育不是另一場球賽。
文章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
原文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