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通識科的開始與調整〉
編按：作者上文回顧通識科自97回歸以來的發展與爭議，並提出數份學者研究，旨在了解通識科有否/如何影響學生參與社會政治運動。作者指，這些研究對了解前通識科的成果與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很有幫助，值進一步了解和分析。
兩份通識科的研究報告為：
- 趙永佳、阮荺宜、梁懿剛 （2015）〈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的中學生？〉，《港澳研究》2018年第一期。
- Dennis Fung & Angie Su. (2016).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studies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ocio-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s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趙永佳等人的研究
第一份是在2015年（雨傘運動的後不到一年）的5-9月所做的研究〈通識科如何影響香港的中學生？〉，發表於2018年的《港澳研究》第一期。
研究主要通過問卷調查進行，探討受訪學生對公民和政治參與的取向。研究的對象為中五學生，分別來自25間中學共2896人。研究將學生分成「喜歡通識科」學習方式和課程內容的學生約2000人（68%）及 「不喜歡通識科」的學生約900人（32%）。
研究首先了解整體受訪學生的公民價值與態度（原文表1），結果發現，受訪的大部分學生對本地政治感興趣，但較多傾向網絡上的活動，實際參與的很少，其他的社會性活動也如是。
問卷通過不同內容的議題，包括：「不同政治活動的預期有效性」（表2）、「過去12個月之政治參與」（表4）和「預期未來之政治參與度」等議題（表5），探討「喜愛通識科」與「不喜歡通識科」學生的差別。
熱衷通識科 等於為反對而反對？
結果發現，在絕大部分（超過30多項）議題中，兩者有統計學上顯著差異。換言之，在如：「參與請願活動簽名」、「向立法會議員或區議會議員表達意見」（表2）、「參與示威或遊行」、「於網上社交媒體轉發有關政治及社會議題的訊息」、「與網上的請願活動簽名」（表4）、「與區議會選舉投票」、「與投票前蒐集選舉候選人的資料」（表5）的活動上，「喜歡通識科」的學生都顯著地較「不喜歡通識科」的學生來得熱衷、積極。
同樣地，對於「良好香港市民」議題（表7），「喜愛通識科」的學生顯著地較認同良好香港市民要關心社區活動及參與政治，以及較重視環保和人權保護的議題。對於「社會平權」議題（表9），「喜愛通識科」的學生明顯地較認同外籍家庭傭工、新移民及「雙非」兒童等應享有與香港人同等機遇和福利。
在個別議題如在「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如何處理上，雖然兩組別學生都傾向不同意，但是「喜愛通識科」的學生明顯較同意把這課程獨立成科，研究因此說，學生沒有如外界所指的「為反對而反對」。
研究認為，這些數據反映了受訪學生具備公民意識、能認識不同社會持份者的處境和立場，反映通識科課程沒有讓學生變得激進化。這批學生接受訪問時，離開雨傘運動不到一年，當時學校沒有外來干擾，學生教師如常上課教學，校園生活仍是平靜的。
沉浸社交群體 討厭傳統政治
研究有兩、三點值得注意，在訪問前的12個月，受訪的整體受訪學生參與示威或遊行都甚少，他們最熱衷的活動是在網上社交媒體發表政治意見、傳達訊息、請願簽名和關注政治議題（表4），雖然人數不多（低於50%），但是，「喜歡通識科」的學生明顯地更喜愛上網。數年後，許多學生成為社交群體的獵物，喜愛上網相信是其主因。
另外一點是，在表5「學生預期未來的政治參與度」探討學生預計自己成年後的政治參與，學生擬加入政團、工會的平均值只有1.78及1.80 （2=甚少），遠低於擬加入社區義工服務的2.79。研究因此認為喜歡通識科的中學生，對參與組織性的政治活動仍有保留。
現在回頭了解，對參與組織性的政治活動有保留的一個可能解釋是，有學生不滿意這些政治團體活動。看後來的表現，他們中不少人不但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且更自立門戶。
研究沒有交待學生來自哪些組別的學校，只要了解香港教育現況的人都清楚，通識科的探究式學習方法，加上對語文、分析及推理的能力要求高，學習能力較強的組別一（Band 1）學校學生，明顯地較喜愛通識科。研究裏「喜歡通識科」的學生，相信很大部分來自組別一的學校，也就是說，通識科影響最深的學生是來自組別一的學校。
Dennis Fung等人的研究
第二份研究是2016年Dennis Fung等人的 “The influence of liberal studies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ocio-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s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他們的研究與2015年趙永佳的研究同年進行，不同的是，趙永佳等人的對象是當年的中五學生；Dennis Fung的對象是在2012-14修讀通識科，及曾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的大學生，也就是通識科首三屆文憑試後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共204人。取樣方法是隨意選取。鑒於參與雨傘運動的大學生人數眾多，其中還有學生會的幹事，相信參與者代表了不少大學生的觀點。
研究發現，在通識科的課程中，超過3/4的參與者認同通識科的「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81%）、「身份和身份認同」（79%）的主題及「獨立專題研究」（78%）對他們了解「雨傘運動」很有幫助。超過1/2的參與者認同「中國的改革開放」（68%）和「人際關係 」（63%）主題對他們也很有幫助 （原文表1）。（第一條研究問題）
也有超過一半（68%）的參與者認同通識科的課程對他們參與「雨傘運動」起重要作用，進一步的多項回歸分析顯示，「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的主題最能影響這群大學生參與「雨傘運動」，其次是「身份和身份認同」的主題及「獨立專題研究」（表2）。（第二條研究問題）
研究的數據印證了社會上很多人對「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的一些批評，並非空穴來風。
中港主題不銜接 身份認同兩極化
第三條研究問題詢問通識科課程如何影響個人身份認同，在提供的4個選擇中，參與者的選擇是：「中國人」（24%）、「中國的香港人」（2%）、「香港的中國人」（4.9%）、「香港人」（69%）（表1）。令研究員感到意外的是，大部分學生選擇的不是「中國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國人」，而是「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兩極答案。
多項回歸分析顯示，個人的身份取捨中，選擇「香港人的」，較多受到「法治與社會參與」主題及「獨立專題研究」的影響；另一方面，選擇「中國人」的，較多受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主題及「身份和身份認同」的多元身份主題影響（表3）。
通識科課程原來的設計目的，是希望「今日香港」與「現代中國」主題，能夠增強學生對香港公民和中國國民身份的認同。參與者的表現，顯示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主題設計的目標；但參與者的兩極選擇，完全是意料之外，相信是由於「今日香港」與「現代中國」的主題內容不銜接所造成的。
年輕人參與「雨傘運動」的理由
除了問卷調查外，研究還包括開放式問題及抽樣訪問，重心仍是圍繞着通識科課程或其他促使學生參與了雨傘運動的原因。參與者提出了不少他們的觀察、意見和感受。參與者認為，「香港政府的公信力」、「社會公義」和「保障香港的法治精神」是通識科課程的重要主題，讓他們更了解「雨傘運動」。下面是他們參與「雨傘運動」一些具代表性的其他理由：
- 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嚴重，是由於少數本地富商及內地企業壟斷了市場的結果；
- 香港政府經常誤導市民，香港並非法治社會（rule of law），只是依法治國（rule by law）（用了1997年後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的案例）；
- 香港的價值因為與中國的關係而被蠶食；
- 質疑香港政府的認受性（特首選舉是小圈子作業）；
- 香港制度貪污，政府無能、媚共；
- 本地報章缺乏言論自由；
- 對弱勢社群保障不足；
- 警察多次使用暴力，施放催淚彈對付手無寸鐵的人；
- 通識科令我政治醒覺；
- 香港人要追求民主；以及
- 我愛香港，如果不挺身而出，將會一無所有。
參與者提出的觀察和意見，引發了不少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問題的背後又牽涉不少對地方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的認識和對具體運作的了解，也需要時間消化。參與者的一些觀察和理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年輕人思考與事實差距之謬誤？
例如把貧富懸殊怪罪到內地企業，說他們壟斷市場，完全是未經思考的武斷。香港地小人多，樓房供應一直緊張。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令全球經濟停滯不前，政府受到本地財團壓力，為了穩定樓價不再下滑，改變了公共房屋政策，包括減建公屋、停售居屋及停止定期拍賣土地，讓地產商「勾地表」等措施，時間長達10年之久。
結果造成土地供應大減，樓價長時間上升，香港成為全世界居住條件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後來的政府要重新建造公屋和居屋，已為市區土地嚴重不足所限，未能滿足需求。樓價不斷上升，增大了無房產者與有房產者的差距，加重貧富懸殊現象。結果是，民怨愈積愈厚，這才是主因。
又例如引用1999年終審法院對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的案例，說香港政府誤導市民，說香港並非法治社會，更值得商榷。當年政府擔心未來10年會有近167萬內地新移民及子女，因《基本法》及居留權條例進入香港永久居留，香港人口會劇增，因此要求人大常務委員會修改《基本法》第22條及第24條，限制居留權的資格。
民主派的議員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則批評此舉會削弱終審法院權力，認為通過修改《基本法》才是適當的補救方法。當時法院正在審理有關案件，政府考慮修改《基本法》要牽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需時太長，認為要盡快邀請人大常委釋法，補塞立法時的漏洞，否則，香港將無法承受人口急劇增加的壓力。
在這事件上，政府與民主派的議員等人都達到共識，認為需要修改《基本法》有關條例；不同的是，香港政府看到實際需要，透過正常法律程序申請修改法例，是依法履行應有的責任。參與者完全可以支持民主派的議員等人的立場，但因此引申說政府誤導市民，論點與事實不符、變得偏頗。
香港政府沒有認受性？
參與者質疑香港政府的認受性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參與者應該清楚，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港督（今天的特首）全由英國政府委任，完全沒有諮詢香港人。回歸後，特首改由1200位來自不同界別代表的選舉委員會選出，是明顯的進步。
2007年年底，中國人大常委會承諾為香港普選行政長官設下時間表，定下2017年先進行行政長官普選，然後立法會全體議員普選的計劃。及後的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決定》（簡稱 「831決定」）。這一項決定倘得通過，將徹底改變特首選舉的小圈子作業，但因不願見到選出的特首不為中央政府接納，人大常務委員會提高了特首參選人入閘門檻，因此引發很大的爭議。
在一片反對聲音中，仍有不少人提出可行的折衷辦法。可惜的是，當時的泛民議員缺乏遠大政見，堅持所謂「真普選」而不肯妥協，錯失了機會。「831」儘管不理想，往後可逐步改善。倘若當時能夠通過「831決定」，讓香港人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然後繼續進行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香港的選舉文化與面貌從此改變。
歷史沒有如果，但仍可回顧歷史發展，用另一角度認識問題，曉得在關鍵時刻妥協，為往後發展帶來更大的機遇，是政治活動參與者值得思考的硬道理。
大學生剖析片面、歸罪中國政府
說香港制度貪污、政府無能、媚共、本地報章缺乏言論自由、警察暴力等的觀點並不全面、不準確。如果參與的大學生能後退一步，跳出「同溫層」影響，就可以看到香港的整體表現，儘管仍有很多改善地方（例如對弱勢社群可以提供較佳的保障，市民的居住情況要盡快改善），跟不少其他的國家和地區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一些領域（例如低廉的公共醫療服務），也勝過一些發達國家。倘若大學生能較平衡、徹底的角度了解問題，相信不用走上街頭抗爭的道路。
因受研究方向和問題所限，參與者的觀察和意見屬於負面的多，但也反映出一點，大學生掌握事情發展不全面，對有關問題認識和理解不平衡、判斷不準確，也有傾向把有關問題歸罪中國政府。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趙永佳等人的研究顯示，通識科課程沒有讓同年中學生變得激進化，是什麼原因、在什麼時候使參與Dennis Fung等人研究的大學生變得如此的負面？
〈從通識科到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四之二
黃錦樟簡介：
退休教育工作者。中文大學學士、香港大學教育文憑、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中學校長、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系主任、學院教育領導研究中心創會主任、蘇州國際思培（大專）學院校長。1997年前，擔任英聯邦行政學會理事會成員，出任其教育行政學（國際）雜誌主編及多份英美教育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曾任香港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名譽教授、北京大學教育學院訪問教授、南京師範大學名譽教授。退休後翻譯及出版了孔漢思（Hans Kung）的《天主教教會簡史》（The Catholic Church: A Short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