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大名，學生時代已有聽聞，只是他的學說甚為冷門，不會出現於教科書，所以我一直就如絕大部分經濟學博士生一樣，對其學說一無所知。
學術研究應敢於跳出主流
步入中年，學術口味改變，他現在是我讀得最多的經濟學者，愈讀愈覺有趣深刻，大嘆當年無知走寶。
更後悔的，是十幾年前我和他一度是經濟系的「同事」，只有兩間辦公室之隔。可惜當時對他認識是零，又不好意思肉麻地找他合照，結果在他去世之前，一句話也沒有跟他講過。 若果今天他仍然健在，可以向他請教亞當史密斯、政治經濟，多好。
布坎南常說的一句話，是dare to be different，意思是敢於與眾不同，不隨波逐流。他的學術生涯，本身就是另類選擇，除了開創以經濟學工具審視政治運作的「公共選擇」學派，其作品亦甚有個人風格，常質疑經濟學中一些廣為接受的方法取態，亦不時跨界別走入政治哲學等的領域參考借鑑。
由於題材特別，跟主流格格不入，就算他有諾貝爾獎「認證」，其學說至今仍絕跡於大部分經濟學課程。
大學教育應敢於另闢蹊徑
更有意思的，是他認為大學也要敢於與眾不同。背後道理，離不開成本效益。頂級名校就只有那幾間，從名氣到資源，從地點到規模，都不是其他學校可以模仿。勉強跟隨主流，在條件限制都不如人的情況下，只會是東施效顰，成為頂級名校的三四流複製品。面對局限，倒不如孤注一擲，尋找另類路線，走主流以外的研究方向，持之以恆，術業有專攻，反而有望殺出一條血路。
只是現實阻力實在太強，跟隨主流從來都是布坎南指的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在管理層眼中往往是最容易接受的路線。當頂級名校都這樣做那樣做，跟風就是最安全的做法。依樣畫葫蘆，有點成績就可將其吹噓成拉近與頂級名校的距離，失敗了亦可以某些條件不如頂級名校作辯解。至於特立獨行，走沒有人走的路，冒的險就大得多，有違管理層普遍的保守作風。
布坎南自己亦難逃厄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在維珍理工大學與眾不同了十幾年，最終也敵不過管理層跟隨主流的壓力，在「陰乾」的現實下無奈將研究中心搬到州內另一間大學去。布坎南搬走後不久，他就得到諾貝爾獎了。
跟大隊還是行另類？除了學術，這也是傳媒不時面對的問題。當人人都走避到安全穩妥的主流領域，誰會試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原載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