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文談到2020年開始的10年將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10年，對發達國家而言尤為嚴重。過去40年的快速增長已經終結，全球進入新一輪的緩慢增長期。未來的10年會否重複1970年代的景象？）
三、金融市場風險與美元貶值
與上個世紀70年代相似，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在21世紀的第3個10年也會隨時浮現。2020年的華爾街股市和1968年一樣都是在恐慌性下滑之後再次強力反彈。
上世紀70年代爆發了兩次金融危機，其中1973年1月至1974年12月全球股市暴跌，影響了所有主要金融市場，成為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股市下跌。在694天中，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道鐘斯工業平均指數的市值損失超過45％。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奠定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政府放棄按固定官價美元兌換黃金的金本位政策，美元貶值。
如今的情形與1973年相比，世界經濟並不存在滯脹風險，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高。與2008年相比，全球的金融市場有驚無險。第一，美聯儲和各國中央銀行向金融機構注資，擴大貸款規模，各國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足以支持市場的穩定。2020年3月，全球最具流動性的美國國債市場出現罕見的拋售潮，僅沙特在3月就拋售200多億美元，但美聯儲及時推出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避免了金融市場的動盪。第二，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美聯儲吸取教訓，增強了銀行的彈性。歐美各國的銀行運營穩健，沒有破產風險。
但金融機構的脆弱性也明顯。不少金融機構的杠杆率偏高，低利率和龐大的資產負債表鼓勵了杠杆的積累，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愈發嚴重。銀行不是2020年經濟衰退的根源，但金融業的危機很快就會從直接流動性階段進入償付能力階段，銀行首當其衝。
經濟學家預測，到2020年底，全球債務將達到277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的365％。根據國際金融研究所（IIF）的資料，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增長了21%，非金融公司為11%。美聯儲估計，美國的公司債務已從2008年的3.3萬億美元增至去年的6.5萬億美元。在新興市場，非金融公司的增幅最大，為11%，債務佔GDP的104％。中國的非金融公司的債務在2020年的第三季度是GDP的166%，為全球最高。
2020年的新冠病毒並沒有引爆全球金融危機，但是政府和公司債務的不可持續性，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量化寬鬆政策帶來的大量資金湧進股市，刺激股價飆升，與企業的表現嚴重脫鈎。債務違約的風險，通貨緊縮的風險，貨幣貶值的風險，隨時可見。美元已經貶值，這一點與70年代的情況一致。曾在香港任職的經濟學家、現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預測，由於貿易和財政「雙重赤字」進一步擴大，美元匯率到2021年底將貶值35％。
比特幣和黃金成為避險的新興和傳統投資產品。70年代美元貶值，刺激了黃金價格上漲。當利率走低，美元走弱時，黃金作為替代品的價值上升。1968年至1980年間，黃金價格從35美元漲至850美元，漲幅超過2300％。2020年，投資者尋求避風港，黃金價格一年內上漲約25％。比特幣在12月26日升至25000美元，比3月的低位4900美元升幅高達4倍以上。但在2017到2018年間，比特幣有如過山車，從2017年初的1000美元升至年底近2萬美元，2018年2月又跌至7100美元，2018年再跌至3100美元。「末日博士」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警告，比特幣不屬於資產，上升完全由市場操控。
1968年之後的10年裏，全球在70年代發生了兩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我們無法預測未來10年，金融危機何時會降臨。但已故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曾經說過，如果一些事情無法永遠持續下去，那它終將停止。
四、「盛世陷阱」與改革困境
1968年的蘇聯如日中天，是軍事、科技和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這一年蘇聯將捷克人改革的美夢輾碎，從那時起直到1985年戈巴契夫開始類似「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蘇聯經歷了歷史學家稱之為「停滯時期」的歲月。但以社會的穩定和民眾的福祉而言，70年代又被視為蘇聯的「黃金時代」。
在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下，蘇聯告別了赫魯雪夫時代大刀闊斧的變革，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改革寸步難行，蘇聯社會陷入靜態且缺乏活力、老人政治和昏庸無能的新常態。計劃經濟造成效率低下和慣性運作，工人怠惰且缺乏紀律。60年代，西德和日本的經濟總量與蘇聯相比是一個小弟弟。1970年，蘇聯經濟總量佔美國的比重達到頂峰，為66.5%，恰好與中國目前的GDP佔美國GDP的比重差不多。但到了70年代下半期，蘇聯經濟增長開始乏力，到1985年，佔美國經濟的比重下降到35%。這期間，蘇聯的軍事力量和在全球的影響力繼續增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促使中美聯手改變了冷戰的國際格局，蘇聯的崩潰已經定局。
如今，中國的改革也進入深水區，不少人擔心中國會否陷入類似蘇聯「停滯時期」的困局。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高企，又要面對國際需求乏力、國內消費不足、就業壓力增大等問題。特別是過去20年支撐起中國經濟大半壁江山的民營企業，對稅收的貢獻達50%，對GDP的貢獻達60%，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難地面對國內外的大動盪和大變局。
1968年的此時此刻，面對無法恢復正常學習和缺乏就業機會，幾百萬「知識青年」被迫離開城市上山下鄉。在此後的10年間，近2000萬人離開城市，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逆城市化」行動，中國約10%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遷徙。
2020年的此時此刻，80多萬留洋學生和800多萬本地大學生正試圖擠入已經萎縮的就業市場。考研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超過300萬，而2021年將有可能超過400萬。高等教育的無限擴張和引發的就業不足，是一些國家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2020年的新冠病毒和中美對抗，中國顯然採取了更加開放市場的經濟改革措施。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幾乎癱瘓之際，積極推進區域自由貿易合作，加入與亞太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並和歐洲完成長達7年馬拉松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突顯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和開放依舊向前推進。
中國作為一個商業社會依舊充滿活力，這與中國自1978年的改革創造出的營商環境和釋放出的企業家精神密切相關。但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緩慢且艱難，長遠來看，這對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都可能是負面的。
2020年後的10年，中國會否重複蘇聯「停滯時期」的困境，取決於中國因應變化的改革力度和開放力度。
回望歷史：影響未來10年的10條軌跡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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