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近期北京、大連的疫情局部反覆，但就全國整體而言沒有發生大規模疫情，再一次證明新冠疫情在中國內地得到有效控制，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個走出疫情陰影的大國。
如此成效得益於中國獨特的國體、政體，這種獨特抗疫模式世界大多數國家難以仿效。除去政治以及歷史、文化的原因，中國人的國民性是「非常時期」實施「非常手段」的必要條件。
將這次疫情官方和民間的應對2003年非典（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對照，可以看到新世紀20年來中國的變化，並可以作為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度未來發展方向的觀察點。
「一把手」被撤職
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職；此次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蔣方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調整」。在中國地方黨政架構中，省委、市委書記被稱為「一把手」，省長、市長是「二把手」。過去追究重大事件失職者，省長、市長等行政官員佔多數。
擁有9000萬成員的中共組織，在這次抗疫行動中十分搶眼。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為抗疫的指揮中樞，各項措施通過460萬個中共基層組織（工廠、學校、社區的黨委、黨支部）傳遞到全國65萬個城鄉社區。
這與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電視鏡頭前與軍方將領電話交涉時的動情；數百萬民間志願者自發從全國各地趕往災區形成明顯對照。
17年前的非典疫情得到控制後召開「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會上承認，通過抗擊非典認識到「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滯後，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缺陷；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不健全，處理和管理危機能力不強；一些地方和部門缺乏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和能力」。
這次抗疫表彰大會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優勢 」。至於武漢封城、全國各地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習近平6月與醫學專家學者座談時表示： 「要把增強早期監測預警能力作為健全公共衛生體系當務之急，完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系統，改進不明原因疾病和異常健康事件監測機制。」
17年過去，公共衛生體系仍然「隱患在身」。
家國情懷
31個省市於1月底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交通停擺、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城市以社區，農村以村莊為單位隔離封閉；全民戴口罩，武漢要求居民實行居家隔離……
有學者認為： 「危機是群體性的，但群體性危機是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的選擇結果。」這句話也可以換個角度說： 「中國的隔離是全民性的，也是每一個人選擇的結果。全民隔離得以順利實施，是每一個人自願或主動接受的總和。」這和西方國家的地區自治、多黨政治以及不同民眾的訴求令決策者舉棋不定、左右為難形成明顯反差。
好死不如賴活着
民間如此配合政府的要求，首先是國人的生死觀。
1992年，鄧小平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疫情期間，這句話被民間改為「活着才是硬道理」。知名畫家黃永玉文革中的信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活」。「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活着嗎？」現已移民美國的內地作家王朔曾經調侃說。
「好死不如賴活着」經常掛在中國人嘴邊。活着很痛苦，但是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饑荒、外侵、內亂，生存環境惡劣程度超過世界上許多國家，卻仍然生生不息、繁衍壯大，深層的密碼是頑強與忍耐的民族性。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這是中國本土宗教道家的生死觀。
關於中西生死觀的差別，長期從事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內地學者鄧曉芒認為，西方人的傳統是從個體出發對待生死，而中國人多半是從群體出發。蘇格拉底為法律，為雅典法庭的尊嚴獻身，但是最終為了個人幸福。
微觀團聚利於宏觀穩定
武漢封城、全國進入以家庭、社區為單位的封閉隔離狀態，恰逢春節前夕返鄉春運高峰基本完成，數億人次已經通過各種交通工具回到家鄉。按照已故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中國社會網絡由一個個同心圓組成，其中核心內圈是家庭。一個由兩代或三代人組成的家庭在巨大災難降臨時相守在一起，從中國文化傳統角度看，是最佳的分布狀態。社會微觀細胞的恰當分布，為宏觀穩定創作了便利。
學習、研究廚藝，是疫情期間的熱點之一。互聯網上各種佳餚的製作方法備受歡迎，海鮮、竹筍等許多過去只能在高檔餐廳享用的美味食材以快遞方式進入尋常百姓家。
試想，室外疫情肆虐，一家人安然圍爐共食，其樂融融，何等溫馨。海外歷史學者孫隆基先生分析中國人國民性時說：「中國食物太過可口，因此滿足口欲的功能遠遠超出充饑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飽了肚以後還禁不住繼續吃」；「揾食」成為中國人的整個生存意向。
《人民日報》披露，習近平在武漢考察疫情防控時說：「武漢人喜歡吃活魚，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多組織供應。」按照這個指示，「一車車活魚很快從武漢周邊的水產養殖基地送到武漢市民家中」。
世界上食不厭精的不止中國，比如法國、義大利。孫隆基認為，這些國家「存在着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中國不具備拉丁民族那種攻擊性而傾向於逆來順受」；「可口食物滿足中國人口欲的功能遠遠超過了充饑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飽了肚子以後還禁不住繼續吃」。
「牆」的文化
在全國範圍實行家庭隔離的同時，社會實現以社區、村莊為單位的封閉，本區域內居住人士出入均受到嚴格限制，外來者除了接受體溫測試等檢查，還要據實詳細登記個人資訊。
「牆」是中國文化特色之一。歷史上中國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城牆，城廓內又用高低不一的院牆作為界線劃分。有着600年歷史的北京故宮，按照周朝確立的「國中建都，都中建宮，居中為尊」原則布局，形成「宮城一體」的風格，十餘米高的宮牆內東西六宮各有宮牆、關上門便是一個單獨的世界。
1949年後，大部分城市的城牆被拆除，規模大小不一的政府機構、工廠、學校自成一體，成為一個個獨立的「單位」，規模較大的內設教育、醫療、飲食等設施，整個社會處於分割狀態。八十年代後情況有所改變，但是這種局部「獨立」狀態在疫情期間重現，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結構中扮演重要作用。
「中國人為什麼愛建圍牆？」西南政法大學研究員劉雲的分析是長期以來土地資源稀缺。筆者的看法是，和中國幾千年來農業社會的「村為群體、戶為核心」的農業傳統有着密切關係。並為今天的「網格化管理」提供了便利。
有人從疫區較為嚴重地區前往某地，儘管持有核酸檢驗報告等健康證明檔，但中途轉車時被限制離開車站。許多地方實行「禦敵於門外」、「自掃門前雪」式的「割據」狀態。
關於民眾在疫情期間的表現，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的敘述是：「人們取消了春節期間的走親訪友和各種聚會，克服困難就地隔離，外出自覺佩戴口罩、測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別人、就是為國家作貢獻成為社會共識和每個人的自覺行動。」
中國人的國民性歷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魯迅的《阿Q正傳》、林語堂的《吾國吾民》、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都以國民性為主題，「奴性」、「糞坑」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標籤。
在香港科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的周飛舟認為，疫情期間，全民高程度、大範圍的配合，「體現了家本位文化的穩固作用和家國情懷的聚合作用」。「中國人大都崇尚一種從家庭安全和穩定出發的服從大局的意識和文化」。
由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構成的國民性，孰優孰劣，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判斷。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中國生生不息，與其獨具特色的國民性有着直接因果聯繫。此次中國應對疫情的手段及效果，既是對自身國民性的測試，也是某種意義的強化。
將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軍事的競爭放在一邊暫且不談，在全球化、氣候變暖的背景下，愈來愈多的新病毒向人類發動輪番攻擊是未來的趨勢。《彭博商業週刊》有文章指出，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的流行病紀元。在過去20年之間，人類社會已經有六次比較嚴重的病毒暴發，如SARS，比如埃博拉病毒，這些病毒的傳播和暴發的頻率打破了過去的記錄。
疫情過去，全球將進入經濟、社會等重大問題調整期，積蓄已久的顯露，未曾預料的降臨。應對「百年之變局」，不僅是對各個國家制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的考驗，也是對各種國民性適應能力的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