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後歷史學家一定會將2020這一年視為全球秩序重組的重要分水嶺。在這一年之間，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
拜登承接的是一個四分五裂、國力透支、國際領導威信嚴重耗損的美國。雖然拜登將重新舉起多邊主義的大旗、力圖重振西方民主陣營，設法重新拿回引領全球議題以及制定國際經濟遊戲規則的主導權，但國際領導地位殞落的大趨勢恐難以挽回。
一個長期陷入政治內耗的超級大國，是無法有效團結西方及領導世界的。拜登以些微差距險勝，民主黨期盼的「藍潮」並未出現，在眾議院的席次未增反減，難以克服兩黨惡鬥的格局，還需要面對保守派大法官的掣肘。特朗普獲得7300萬選票，成為歷史上得票第二高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精英、反平權、反腐敗）仍有龐大的支持基礎，不排除2024捲土重來。
從2008金融海嘯爆發後，給西方國家帶來一波又一波政治震盪的右翼民粹主義風潮還不會很快消退，西方國家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消化整理過去30多年新自由主義革命遺留的嚴重貧富鴻溝、中產階級凋零與社會安全網萎縮等問題，以及修復社會各階層對全球化的共識。
在疫情消退後，一個財政結構嚴重失衡與貨幣政策已經用到盡頭的美國，是難以扛起帶領世界經濟復蘇的重擔。為了挽救頻臨無量崩跌的股市與債市，聯准會已經把基準利率調降為零，並在短短半年內將資產負債表急速擴張了三萬億美金。美國已經步上日本與西歐後塵，身不由己的滑入零利率陷阱，金融市場失去正常定價機能。
發達國家在2008-2009金融海嘯之後債務結構持續惡化，為了應付新冠病毒疫情對經濟的窒息性打擊，更是只好採取財政赤字貨幣化這種飲鴆止渴的作法。到2020第三季，發達國家的平均政府負債餘額已經突破GDP120%的大關。今年六月美國的國債規模也超過了120%，打破了二戰期間所創的118%最高紀錄。
在二戰期間，美國本土未受戰火波及，成為世界工廠，源源不斷的供應坦克、飛機、艦艇與民生物資；美國長期享有大量貿易出超，是歐洲的最大債權國，沒有人質疑美國政府的償債能力。而現在卻是長期倚賴貿易逆差來維持消費，靠亞洲國家的儲蓄來融資財政赤字，如今美國本土又成為全球疫情的重災區。如果拜登不能在短期內有效控制疫情，美國經濟就會陷入二次衰退，這將是美國財政與幣值信用無法承受之重。
無法超脫新自由主義的窠臼
一個政治制度優勢褪色、經濟模式亟需整治的美國，將難以拿回國際話語權，也無力引領新一輪的全球化。這次總統大選將這部老舊、鬆垮的憲政體制各種結構與程式問題暴露無遺，這場疫情也將美國式資本主義的脆弱與不平等攤在陽光下。多數美國中產家庭缺乏經濟安全保障，幾乎沒有現金儲蓄，無法應付幾個星期的薪資中斷。
聯準會空前規模救市措施的最大收益者是美國前1%的最富裕階層，在股市反彈後他們的資產增長到34.2萬億美金，而處於後50%的1億6500萬人擁有的淨資產只有2萬億美金。美國的新世代選民普遍揚棄美式資本主義，擁抱桑德斯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路線，但多數民主黨檯面精英已經被華爾街、高科技集團與跨國企業俘虜，無法超脫新自由主義的窠臼。
一個始終以「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博弈心態看待潛在競爭者，無法理性面對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個趨勢的美國，是無法為全球社會提供和平共榮願景的。美國也強迫不了幾個盟邦選邊站，正如同李顯龍所提醒的，沒有多少國家願意加入排他性的聯盟，尤其是排除中國的。
最近幾年，中國展現的理論、道路、制度與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深化南南合作的全方位佈局，以及創設多邊體制與提供新型國際公共財的積極作為，完全超出美國外交精英的預想，引發了憤怒、焦慮與挫折等情緒反應，壓縮了理性政策討論空間。美國外交精英還需要更多的時間與反覆嘗試錯誤，才可能接受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的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的忠告：美國不可能遏止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再次興起，除了和平競爭、局部合作與在G20架構下謀求共治外，別無坦途。
原刊於觀察者網，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