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田北俊（二）：特首不應搞分化 政黨政治是出路

整理：馬文煒

田：這個我評估不了。中央或中聯辦對自由黨，特別是我，或者我做黨魁那時候的一系列的決定，當然會有意見。例如電視牌，我們認為法理上、程序上是要給 3 個的，你不可能一言堂地以一籃子因素作出決定。即使給兩個牌，結果後來法庭判政府敗訴。中央叫我們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那麼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電視牌問題上是否依法施政？如果他沒有依法施政，那麼支持他依法施政是什麼概念？如果他是依法施政的話，為何法庭會判政府輸？

田：是的，以前我說香港持份者很多，有很多老闆，我說的時候香港有工商界、收入低於$14,000的打工仔，亦有宗教、體育、婦女團體等，有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做行政長官這份工作不容易，但最近特別是在政改方案的通過過程中，引申另一個新的問題：就是為何這麼多人不支持政改方案，而支持泛民所說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不信中央政府「袋左先」，將來的選舉可以繼續優化？我也很詫異。

杯裏本來是沒有水的，現在給你半杯水，你便說要一杯，沒有一杯水的話，便半杯水都不要，我覺得似乎很不划算。從無變有，只不過不是十完十美，為什麼會不要呢？但真的有四成民意說不要，而大部分是年輕人，並且有高學歷。因此我覺得將來從香港的管治，不論誰做行政長官，或者中央的領導，他們都真的要小心處理。因為這班年輕人便是將來的主人翁，如果他們有這麼強烈的看法，不信任政府，反而信泛民的說法，原因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分析清楚並處理的話，在可見的將來社會將更加分化。香港的年輕人愈來愈注重兩制，中央官員卻愈來愈覺得中國今非昔比，今日國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那麼大，經濟、外交、軍事都好，有什麼理由香港的年輕人會諸多意見？我有點擔心一國兩制會否愈來愈兩極化。

究竟是香港年輕人不要只顧兩制，而去多點了解國情，去中國走一走；抑或國家領導同時亦要多點了解香港年輕人的看法，是否他們現在的自信、能力低了很多，覺得香港到處都有壓迫感：遊客太多，令香港人不能購物；醫院一半在說普通話；學校亦充滿內地的高材生，就是說我們根本比不上別人，沒有競爭力與內地平衡，令社會愈來愈多人希望保護主義，想建一道牆閘住內地同胞進來香港，不論吃喝購物、讀書投資都用牆隔開，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一國兩制中只取走對香港有利的，對香港不利的就不要，這是不可能的。如果處理得不好，我相信將來無論誰執政都會覺得愈來愈困難。

田：這是個好問題，我認為兩樣皆是。在香港大部分想政策的都是公務員，他們跟部分議員一樣，掌握不到為何忽然香港年輕人或市民對內地同胞如此抗拒或擔憂，因此他們的政策亦沒有預見這個問題，此其一。

第二，執政的行政長官更重要。他在任的 5 年如何處理好自己的角色，即他有兩個老闆，一個是任命他的北京；第二個是香港的幾百萬人。他須知道自己要做好橋樑的角色，而不是分化兩個老闆。我經常批評梁振英的，就是他作為特首有否在兩邊當一個和事老，令一國兩制的衝突減緩，提升整體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信任，我覺得他絕對是沒有做好這件事情。

從 79 日的佔中見到，如果行政長官全站在中央那邊，不行；全站在香港這邊，也不行。在這個課題上，最重要是要將香港人和中央互相的問題解釋得清楚，你要向香港人解釋中央政府或內地人對我們的看法；反過來也要向北京政府，而非內地人，解釋香港市民的訴求和期望。

田：我不認為北京政府有空去對行政長官指指點點，說香港的交通問題如何處理，填海、醫療、房屋等問題如何處理，他們唯一關心的可能只是政治，或者愛國愛港、外國勢力等問題。行政長官究竟從中央收到多少指示？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只覺得他管的東西大部分與中央沒有關係。他們不想理，也沒有空理，國家大事那麼多，怎會理會一個地區的政策？我覺得最重要是政府能否做妥工作。

另一個問題是：行政長官是每 5 年換屆，他只有 5 年，選了之後才組班，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這個管治模式是其中一個令香港不可行的理由，加上梁振英這樣一個人選極度不合適去搞一個和諧社會。其他人做 5 年，就做 5 年事；而他，5 年只做到 2 年的事。

三屆特首，董先生、曾先生、梁先生，每一個做完，由於他沒政黨背景，拍拍手就走人。下一個上來再招兵買馬，又去找三司十二局，又再找10多個行政會議成員，又去管 5 年。這就是說，香港長遠的計劃、可持續發展，是沒一個行政長官有能力或興趣去想，那麼你想想香港長久的發展會是怎樣？當然我說的包括硬件和軟件，看看西九，十多年還是爛地一塊，為何啟德建了郵輪碼頭，其他的說來說去都未建成呢？你看看深圳前海，5 年就完成填海，10 年便已能運作；上海自貿區亦是這樣的時間表。為何在這樣一個大國家，在社會主義管治下的效率會那麼高，而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在資本主義下，行政速度和反應應該快很多的，為何很多事都拖拖拉拉？這是值得檢討一下的。

田：我覺得有興趣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亦有很多。但依我剛才的分析，現在無論這個人如何能幹、有多大的興趣，在今日的政治架構，到底能不能發揮？現在一個人出來參選的時候只有理念，他不能說出三個司長由誰出任、十二局局長由誰擔任，也說不到行政會議有哪些成員。他只是用政綱表達出他的見解，但難道你拿着政綱便去登報，聘請同意自己政綱的人來嗎？這樣組一個班，如何會有團隊精神，如何管治？

而立法會有 70 位議員，全部是選舉產生的。雖說是建制派對泛民，但又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們建制派的權力是來自選民。如果政府是能幹的，政策得到選民支持的話，那就好了，建制派易做得多。但如果政府做的經常得不到市民支持的話，那麼建制派就陷入兩難：要不保皇，因為失選票；為了選票，就不能保皇，這就是現在的局面。

所以誰做行政長官是會有分別，但在現行模式下，我覺得是缺乏可持續性。

田：你看全世界的管治都要靠人才，沒人才便不可能有管治。而管治人才多數是從政黨產生的，今日國家發展得那麼理想，是靠共產黨這個黨培養到很多人才，再選最能幹的出來當領導。上任時，有很多人才可以用，不必選了出來才到處找。而政黨執政的好處是政策是可持續的，無論是習近平總書記、胡錦濤總書記或江澤民總書記，那條路是看得很清楚的，否則高鐵如何能建成？香港在這方面是缺乏的，你看港珠澳大橋，對面佔大約八、九成的已經完工，我們負責的一成卻建到現在還未行；高鐵也是，直到深圳的一段都完工了，但香港仍是「甩拖」的。

這就是政黨政治的可持續性，但如果中央政府說一國兩制下，共產黨不在香港執政，因此香港不可能有政黨政治，只可以選舉產生一個無黨無派的行政長官，我相信將來的運作仍然是難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聯合執政，即是以所有立法會的黨派全部「分餅仔」，包括泛民，讓他們幫忙做。那麼行政長官便真的是行政長官，就是「打份工」，下面的三司十二局分給各黨派，令各黨派得到一個共識，沒有行政立法對抗，而行政立法是有一個連繫的，那樣的話我相信施政會比現在暢順。當然也不是十完十美，不過相比現在四分五裂，我覺得局面會好很多。

田：我覺得中央會否收緊政策，是有不同可能性的。我覺得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在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愈來愈好的過程中，國家領導的自信將愈來愈大，有自信的時候便會放權給下面的人，因為他不怕你做出什麼事來。十多二十年前他不敢放權給香港，因為有外國勢力和其他考慮。但若再隔五年、十年，內地的經濟全部超越香港，給你管多一點，你都走不出他的影響範圍。可能未來中國愈來愈強，管治能力愈來愈高的時候，可能會放鬆對港政策。當然放鬆的意思不代表會容許外國勢力，或者行政長官叫「共產黨下台」、「打倒一黨專政」這些口號。但在其他方面，我覺得是有放鬆的可能，純粹因為他們發展得比我們好。因此還要看將來事情如何發展，才能知道結果。

田北俊議員，GBS，JP（1947－），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香港總商會理事、新界鄉議局顧問、新界總商會榮譽會長、仁濟醫院顧問局名譽主席、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委員會委員。曾任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2007-2013）、自由黨主席（1998-2008）、香港中文大學校董（1998-2008）、香港總商會主席（1996-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