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性率低不是檢測效益低的原因

全民檢測的成效不可以單看計劃的成績,而是其對香港政府防疫政策的影響。

先旨聲明,即使政府說有180萬人次接受這次「全民檢測」,即使特首說部分成本將由中央支付,即使檢測人員要每日分3班、每人不停工作8小時,甚至要穿上成人紙尿片,我都認為這次全民檢測沒有達到應有的效益。不過,原因卻不是因為當中只發現32宗陽性個案、陽性比率只有0.0017%,或平均4000萬元才揪出一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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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陽性比率低就代表檢測的效益低呢?司機們不會因為最近沒有claim撞車保險而埋怨這幾年的保險費白交了吧?同樣地,司法界亦不會說最近成功入罪的人數減少,就認為司法系統的效益降低吧?色情影業界更不會因為愛滋病檢測的陽性比率低,於是說檢測是浪費金錢吧?

司機交保險是為了可以放心開車,司法系統的存在是要令人放心交易,而愛滋病檢測,可以令色情片從業員更放心開工。

同樣地,我之前不只一次說過,全民檢測的效益在於可以令經濟回復正常。理論上,如果我們做定期的全民檢測,再加上把陽性個案有效隔離(即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的「檢測及隔離」政策),我們便可以將新冠肺炎疫情有效控制,令經濟活動可以因此重啟。

有效檢測需三大條件

事實上,美國不少大學(包括敝校維克森林大學)以及職業聯賽(例如美職棒)都有實行不同程度上的「檢測及隔離」政策,疫情亦因此受到控制,使大學可以局部恢復面對面授課,聯賽起碼可以在閉門場地進行。

換句話說,全民檢測的成本效益計算,看的不是發現多少陽性個案,計的不是花多少錢才揪出一個病人,而是要比較由經濟停擺到經濟重啟的效益,能否抵銷那幾億甚至數十億的檢測成本。

對我來說,檢測能否(1)做到「全民」;(2)反覆定期做;(3)盡快得知結果(以及隔離陽性個案)等都是特區政府能否持續有效地防疫的其中幾個參數。至於要計算這次全民檢測的效益的高低,我們要看的是限聚令禁堂食令,或其他經濟停擺措施有否因為這次「全民檢測」而得到局部放寬。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梁天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