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流傳大量五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的片段。當年英國政府傾情招待，禮遇極高，不但白金漢宮庭園有隆重歡迎儀式，連王儲查理斯也親到國家主席習近平酒店恭迎，又獲得夜宿白金漢宮的待遇。然後英國首相陪同去酒吧見平民、喝啤酒，再去曼徹斯特參觀足球場。
英國想向這位中國領袖動之以文化的攻勢，希望頑固堅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可以開拓一點眼界。雙方簽署高達400億英鎊的貿易「意向書」和協議等，但記者沒有再追查此等文件有幾項得到落實。
幾年之後，英中關係據說達到冰點。美國總統要求英國驅除華為，英國電訊網要優先顧及國家安全，否則不會分享情報。「中英外交黃金時代」的泡沫成為泡影。不知英國政府回首，幾年人事會不會覺得超級搞笑還是受辱。
英國外交貪財短視
之所以如此收場，除了英國 21 世紀外交，貪財短視，對於中國與世界缺乏了解，以及就「全球化」作繭自縛，甚或自掘墳墓，都是原因。
在西方文明世界之中，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公認以英國歷史最早。不但東印度公司有英中貿易、馬加爾尼伯爵覲見乾隆，太平天國之亂間英國傳教士又有大量目擊文獻，英國牧師李提摩太、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成為資深的漢學家。對於此一遠東國家，西方文明社會之中累積知識檔案最為齊全的應是英國。
但今日對中外交一塌糊塗，居於榜首者也是英國。
英國自貝理雅政府以來，一心將英國資本引入中國市場，眼中唯一個錢字。誠然，英國外交300年俱以貿易和利潤為核心，與世界其他各國打交道，無意將西方文明向世界其他國家推展灌輸，除非佔領其領土，建立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方有「定例局」和「行政局」，只有議席披英國制度的外殼，權力集中於總督，但善於利用當地受過教育的土著，培養為精英，以達到間接統治之效。法國殖民南洋的中南半島，則傾情教授法國語文和文化，對於貿易，反而不如英國人和荷蘭人知情，法蘭西民族與葡萄牙人一樣，屬於浪漫的拉丁語系，追求悠閒的生活 。
但是對中外交也不至於膚淺到只懂得一個錢字。百年間，英國對中國的外交不止於政府，還有企業如東印度公司；還有利用香港殖民地，以及威海衛的暫時據點。更重要的是，英國學界知識分子也曾經為英中外交有所貢獻。
1920 年英國左翼哲學家羅素訪問蘇聯之後，接到北京大學邀請來華講學一年。當年 10 月，羅素一行乘郵輪抵達上海，英國政府指示駐華公使監察羅素在中國的言論。因為當時羅素左傾，認為蘇聯是英國未來的方向，英國政府恐懼羅素來到中國唱衰保守黨政府，有傳英國公使準備好採取行動，一旦發現其在上海「說三道四」，即要求民國政府將羅素驅逐出境。
羅素先在上海逗留數日，接觸知識界。出任翻譯者是由美國留學歸國、研究語言學、年僅 28 歲的趙元任。羅素隨即遊覽杭州西湖，轉往南京，長江乘船到武漢，出席一場教育會議。在漢口，羅素與美國哲學家杜威相遇，而杜威當時應邀在中國展開學術訪問。英美兩名思想家偶遇於長江，討論學術、傾心交流，中國知識分子與大學生則在旁傾聽，充滿對未來的憧憬。
然後羅素北上北平，展開五系列講座，包括數理邏輯、哲學問題和社會結構。北大1500名學生聽課。邏輯之外，羅素還講了唯心論、因果律、相對論等，引起中國學術家極大興趣。北大學生視羅素為偶像，紛紛開設「羅素研究社」，發行《羅素月刊》。羅素同行的女友 Dora Black 則兵分兩路，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述社會與女權。
兩人在中國的學術活動非常繁忙，講座工作六天，然後遊覽舊北平名勝古蹟。羅素還到河北的保定，照顧二線城市，因為繁忙，患了重感冒，送到醫院，診斷出有急性肺炎，病後去抵上海，決定經日本加拿大返回英國。
羅素在中國八個月的旅行，印象極佳。離開中國抵達日本時，羅素對日本人的印象不佳，覺得日本人缺乏道德，又很冒昧，不如中國人之有禮。
羅素回國後撰寫《中國問題》一書，認為中國行政敗壞，應訴諸社會主義。
羅素的言論與英國政府無關，但英國政府沒有阻止他去中國。因為即使羅素在國內是保守黨和貴族社會的敵人，但英國政府知道，羅素的思想可以在中國有發展的空間。
這是100年前英國對中外交能海納百川的包容之處。除了想到一個錢字，英國人當然認為：同時促進中國的民間知識分子思想走向進步是長治久安之計。當然，羅素信仰的社會主義，不見容於保守黨統治的英國，但不見得向中國人講這一套就是不好。羅素的社會主義思想當然有別於共產主義。而這一年，正是五四運動後一年，與中共在上海正式成立前一年。
羅素未認識到蘇聯共產國際在中國已經開始發酵
羅素回國後在左翼雜誌發表「英帝國主義在中國」（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一文，嚴厲抨擊英國政府對華奉行帝國主義政策。
然而羅素是 2、30 年代整個左翼知識界的代表。他曾經支持反徵兵、反對英國平民入伍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劍橋大學聖三一學院開除教席。愛爾蘭發動內亂，爭取脫離英國，時機敏感，羅素此時屬於令英國政府頭痛的人物。但英國政府不會沒收羅素的護照，禁止其出國。
十月革命爆發，羅素認為有助於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十分興奮。其後以觀察員身份隨工黨代表團啟程赴俄，會見了列寧、托洛斯基、高爾基等著名人士，繼而往蘇俄各地參觀。
但羅素剛抵達蘇聯時無比樂觀，離去時卻對共產主義甚為厭惡，甚至從此疏遠其友人中的社會主義者。或許因為去蘇聯理想破滅，羅素對民國的中國有移情作用。
蘇聯是羅素去一次之後就認清了本質的國家，但去民國時的中國，羅素卻未認識到蘇聯共產國際在中國已經開始發酵。
民國政府不但接待了羅素，還在十多年後接待劇作家蕭伯納。當時的中西交流，不只科技和工商管理，而是人文精神為主。
今日中國與西方，一切講高科技和貿易，欠缺人文精神，亦即比起100年前，今日的中國更緊密地拒絕了羅素和蕭伯納曾經代表的西方人文價值觀。
英美今日如夢初醒，又豈是偶然？
今年是羅素訪華100周年，卻正逢「黃金時代」夢幻破滅、面臨 BNO 問題等決裂的一年。
這一個世紀，中國有何變化，是進步還是倒退，有目共睹。英國政客和外交家由百年前的大格局，縮小到舉國上下連英女王都做了超級經紀，更是相當可笑的轉型。
當年羅素回英國之後，出任「庚子賠款委員會」英方委員，參與退還中國庚款興學的工作。若今日羅素在生，看見白金漢宮這等接財神的排場，再看見中國向英國關上思想價值觀的大門，卻又用金錢與科技滲透英美。對此不知羅素若能復生，又作何感想？
原刊於《CUP》媒體，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