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曾經是九七前後的熱門話題，那是個「從無到有」的討論。因為中、港教育的重大差異和六四事件的衝擊，當時教育界的共識是以公民教育的視野，客觀理性地進行隱性的國民教育。此外，其後頒行的通識科包含了「現代中國」單元，雖然課程理念不同，亦可視為國民教育的分支。
其實「九七回歸」這個說法已隱含國民教育色彩──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是個客觀事實，但官方的說法是「香港回歸祖國」，這是個立場鮮明兼有文宣意味的稱述。可惜這類心理工程對矛盾日漸激烈的中港關係顯得隔靴搔癢，於是催生了2012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及「反國教事件」。
那一年的「國教」課程雖然因為民意的抗拒而擱置了，不過經歷近年的社會運動，當權者覺得以國民教育收拾人心實在刻不容緩。他們放棄隱蔽課程的方式，加大力度，以「介入治療」的手法，批判、檢舉相關學科的課程、教材及公開試的考卷，再延伸到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個人言行等，為教育界帶來沉重的政治壓力。
20多年來國民教育的發展一波三折，甚至胎死腹中。如今由虛到實，變成轉世靈童倉卒出台；再加上《港區國安法》的震懾效應，實在令人擔憂中、港教育將要無縫接軌，斷送我們學術和言論自由的優勢。
關於國民教育的詰問
「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國？」兩個詰問各有背後的道理──前者彰顯危機下的國民責任，後者強調國族認同的因由，並確立對當權者問責的理據。
「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應該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這是甘迺迪在冷戰時代給國民的忠告。他主要針對當年美國昇平日久，國民慣於安逸，對國際風雲缺乏危機意識。這句話後來成為了國民教育的經典，常用作凝聚民心士氣的金句。不過我們必須留意，每個金句都有語境的局限，未必放諸四海而皆準。
回到那兩句關於家、國屬孰輕孰重的詰問，對當下的香港人來說，總有不同程度的取捨困難。其中牽涉歷史背景、成長經歷和對當前政局的複雜感受，糾葛牽纏，要梳理安頓絕非易事。如果以為單憑由上而下的國民教育就可以重新建構香港人的國族認同，那未免太單純了。這種泱泱大國的單純肯定不會帶來幽默效果，卻極可能對教育界造成不可逆轉的戕害，令百年樹人的千秋大業花果凋零。
國民教育的悖論──作之君，作之師？
國民教育與品德教育、公民教育在本質上有明顯的差異──前者的目的在於加強人民對國族或政權的身份認同，或令人民接受某種意識形態，其中隱含非道義的排他性；而後二者的目的在於提升受眾的品格修養和公民意識，促進社會發展，成全普世價值。如果加上推行手法的考量，國民教育的副作用就更加明顯，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理論上，只要成功推行品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社會上每個人（包括統治階層）的教養水平都得以提升，自然不會作出違反公義或公眾利益的事情，國民身份的認同是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國民教育之所以成為迫切的政治任務，不外兩個原因：第一是國家民族面對天災或外敵的威脅，須凝聚民心及時應對；第二是人民離心，甚或對國族或當權者採取冷漠抗拒的態度。第一類是國族存亡的災難，第二類是當權者的管治危機，作為推行國民教育的理據，兩者的合理程度可能有天淵之別。
上述的分析或可解釋某些當權者挑起國族之間的矛盾，目的只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藉以提高自身的認受性。當權者為了集團利益而樹立外敵、操弄民意，這是居心叵測的隱性國民教育，與威權暴政的洗腦相去不遠，對國族的文明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多的是，不必贅述了。
其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如果從現代文明社會的「國」、「民」主從關係來看，國族是個有待賦權的存在，人民則是它的持份者。就個體而言，每人都只是卑微的少數派；但就整體而言，人民是國族及其政權的主宰者。廣義的「國民教育」應包括國民訓誡當權者，而不單是當權者「作之君，作之師」，以教育機器支配民意。
柏拉圖的「哲王」不是黃袍加身，自己說了算的。在民智普遍提升的現代社會，如果品德教育和公民教育都發揮作用，所謂的國民教育有需要雷厲風行嗎？如果真的要施行，如何訂立它的主題？如何評定課程的優劣？如何面對「不及格」的受眾？如何處理陽奉陰違的「作弊者」？
國民教育的前設──政權的願景和認受性
推行國民教育的理由無論是大敵當前，或者面對嚴重的管治危機，當權者必須正視自身的局限，開誠布公，面對現實，戒驕戒躁，以解決問題的誠意凝聚共識，化解矛盾。這種自我約束的表現對於犯下歷史錯誤，陷於道德井底的政權尤為重要。至於以極端手段奪取政權的「革命者」，更必須敢於擔當，竭力治療社會動盪帶來的創傷。革命的成功不在於推翻昏庸暴虐的政權，更重要的是以文明的建樹還給人民一個幸福的家。
孫中山1925年臨終時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很明顯「成功」的意思並非止於推翻大清皇朝，而是實現他的願景，將中國的管治方式由「軍政」過渡至「訓政」，再進一步發展為受權於民並接受監察的「憲政」。訓政時期的任務之一，就是推行廣義的國民教育，提升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為實行憲政奠定穩固的根基。這才是真正「行穩致遠」的國民教育，而接受教育的「國民」當然包括那些懷抱皇朝心態的官僚，這是孫中山胸襟識見的高明之處。
今日倡議國民教育的人，有這樣的胸襟和識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