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內容摘自林孝庭著的《台灣冷戰解密檔案》，以最新的解密檔案為依據，剖析及揭示亞洲冷戰場上美國及海峽兩岸的三方關係。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共首枚原子彈於新疆羅布泊成功試爆，舉世震驚。這一試爆，也讓中共繼美、蘇、英、法之後，躋身世界核子俱樂部會員之一，台北的國民黨政府高層，對於中共核試爆成功的初步反應，普遍夾雜着震驚、不解與悲觀。10月29日，蔣介石向美國「大使」賴特（Jerauld Wright）坦言，他曾預估中共尚需三至五年時間，才有可能成功研發首枚原子彈，在不久之前的10月5日，他還將此番預測，與當時來訪的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分享。
賴特在拍發回華府的台灣政情觀察報告裏，直言中共核試爆成功對台北領導人帶來巨大心理陰影，他擔憂中共擁有核武此一事實，將為台灣甚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與安全，帶來新的挑戰與衝擊。據賴特稱，當時甚至有部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如陶希聖等，公然批評美國，認為美國過去數年來對中共核武能力「錯誤」的情報研判，才會讓其盟邦對於中共成功試爆原子彈此一消息，感到如此驚惶失措。
面對中共擁有核子武器此一事實，蔣介石在震驚之餘，也開始冷靜謀思研發台灣自身的核武能力，根據近年來公開的蔣介石私人日記，與美國解密的外交、軍事與情報文件顯示，台北層峰亟思在核武研發技術上有所突破，幾乎在中共成功試爆首枚原子彈之際，就已開始醞釀。而國民黨政府致力於研發核武技術，更成為1970年代台、美之間風雨飄搖、藕斷絲連的盟邦關係中，最嚴峻卻也最具爭議的外交議題之一。
中共發展核武與台、美反應
1958年8、9月間，正值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之時，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國務卿杜勒斯曾一度考慮使用核子武器來對付中共。當年10月間，杜勒斯前來台北與蔣介石會晤，討論台海局勢，他曾探詢蔣介石對於使用核武對抗中共的看法，蔣介石此刻曾向美方提議，似可使用「戰術性核武器」；在10月23日的日記裏，蔣寫下當時他向美方提出的兩種方案，「予我以原子重炮，毀滅其炮兵陣地，否則由我空軍轟炸其運輸線也。」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了嚇阻解放軍進犯台灣，確實也將配有核彈頭的「屠牛士」飛彈，悄悄運抵台灣，此後直至1970年代初期，此類飛彈一直部署於台灣島上。然而在1958年外島危機期間，台、美雙方考量到使用核子武器不但恐將引發蘇聯軍事介入，而且也將同時造成中國大陸與金門地區超過20萬居民喪生，因此最後並未以此作為選項。
美國在1958年台海危機時曾考慮以核武對付中共，這也讓過去數年間剛着手研發核武的北京高層，更加體認到此計劃的迫切性。1959年6月，中共正式啟動代號為「596」的原子彈研製計劃，以位於北京的核武器研究所為大本營，從理論設計、中子物理、放射化學、結構設計與引爆控制系統等各方面，加緊進行研發工作。 與此同時，美國的軍事與情報部門也不斷關注中共此一進程；1961年2月間，肯尼迪總統上任不到一個月之內，美國空軍參謀本部即向他提出一份有關中共核武能力的機密備忘錄，該備忘錄指出，中共有可能在未來三至五年內，成功進行首次核試爆，並在未來十年內，成功研發並擁有核子武器。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反制中共核武進程，此時華府軍方決策官員曾建議肯尼迪總統，應「鼓勵」美國在亞洲地區主要盟邦如台灣、日本、韓國與菲律賓等，發展其自身核武防衛機制，並且在美方協助下，於亞太地區建構一有效之「核飛彈系統」，以因應中國大陸軍事力量之崛起。
美國資助台灣 完成亞洲首座核反應爐
事實上，自1950年代中期起，美方對於台灣發展「非軍事目的」與「研究」用途的核能科技發展，是持肯定與支持的態度。1955年7月，台灣駐美「大使」顧維鈞與美政府簽訂《民用原子能合作協定》，由美國官方原子能委員會協助台灣設計與建造一「研究型」核子反應爐，並租借濃縮鈾-235，作為未來此一核子反應爐運轉補充之燃料。1961年12月，在美方技術與資金協助下，位於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原子科學研究所，完成了全台灣、也是當時全亞洲第一座核子（輕水）反應爐，此裝置利用百分之二十的濃縮鈾-235，於1965年5月起，開始生產14種同位素，供醫學與農工等研究使用。此外，1964年4月間，來自美國與台灣本地的專家學者也曾集會於台北，宣布籌組中美科學合作會，由雙方合作共同推動台灣的核能研究，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王世杰，則兼任該組織主任委員一職。
肯尼迪總統上台後，他曾下令決策官員着手評估，一旦中共不久後果真成為核武強權，則此一局面將對台灣海峽局勢帶來何種衝擊，對此，其幕僚曾提出一些可能的因應方案，只不過當時並未有一定論。1962年3月間，中共首次成功試射東風二型導彈，未久，美國務院擬妥一新方案，決定與中央情報局及美國新聞總署等相關部門，在情報、外交與宣傳等各方面密切協調，設法努力淡化中共核試爆，對整個國際冷戰局勢以及美國外交政策上所可能帶來的不利衝擊。
